今年春节，一些回乡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大城市辛苦打拼后消费降级，呆在县城老家的发小却能买黄金开宝马，旋即感慨“北漂十年，不如县城中产”。
随后，“县城婆罗门”和“公务员经济”两个词在舆论中脱颖而出。前者讽刺性地挪用了印度的种姓制度，意指“县城有钱”并不具备普惠性，而是依托体制和裙带关系所形成的“门阀经济”；后者更是指出了一些地方产业结构单一，只能依靠转移支付的财政供养体制内人群，而他们在本地的消费带动了“吃喝玩乐”的兴盛，也形成了“县城有钱”的错觉。
所谓“公务员经济”，是在怎样的财政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能靠“县城婆罗门”拉动吗？这些词在挑动公众神经的同时又有怎样的遮蔽性？和一个由多元商业网络编织的经济模式相比，过分依赖转移支付和政府投入的模式又有哪些隐忧？希望通过本文，你能有一个背景和数据上的认知。
01 什么是“公务员经济”？
2023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代表着社会路径选择的转变。考研报名人数在增长八年后下降了36万，为438万；而公务员报名人数大涨，仅国考报名人数就突破300万。与报名人数增长相匹配的，还有招录人数的扩张：2023年各省公务员扩招17%；而刚刚举办的省考，也有450万人报名角逐15万个岗位，两项数据均为历史之最。
此外，央企国企、事业单位体系以及与政府雇员相关的各种临时工也大幅度扩招，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营造出一种“社会冷，政府热”的局面，也因此衍生了“公务员经济”这一提法，即一个地方依靠财政雇员收入支撑消费的情况。
当一个县市的财政雇员（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编外人员）的人数与工资支出达到一定比例，且该数额与该地区的总消费支出相当，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假设，即地方消费和经济的“活水”已经不来源于市场，而是来源于政府雇员的工资了，这就叫“公务员经济”。
而在“公务员经济”这个概念流行的同时，国家明显意识到财政供养体系过大带来的负担，也在全国进行编外人员的优化裁撤，比如人口小县的编制改革与部门合并等等。很明显，不管是个人路径选择还是整体经济，我们都来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这里面涉及几个重要的“数量级”，例如政府雇员与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雇员支出与总消费量的关系，城市经济活动中政府与社会的分配比重。以及这其中的财政负担，是咬咬牙就能坚持的那种？还是短期内就难以为继？
为了让这些数量级的关系可以更明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地区来进行对比与分析。
电影《山河故人》
02 两种经济与社会样貌
我选择的一是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代表政府雇员庞大的传统县城，河曲县因此也是山西省两个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的县之一。从2021年开始，该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将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宣布“大部制”目标基本实现。
但由于河曲县的财政公开数据缺乏细节，所以我将河曲县所在的忻州市作为对比指标，忻州市是传统的煤矿业城市，发展的是煤矿焦化，冶金等相关产业。
为了让差距不过于悬殊，我找到的另一个对象是已经跌出全国百强县、在2022年长三角百强县中排名53的绍兴市新昌县。新昌县以轴承工业闻名，全县大小600余家民营轴承企业，是典型的东部民营经济制造业县城。
忻州市和新昌县代表了两种典型的中国县市样本——中部能源产业与东部制造业。因为是市与县的对比，二者规模是不同的，忻州市常住人口265万，而新昌县常住人口42万，前者是后者的6.3倍。这个倍数是重要的对比基准，我们可以由此顺着看一系列的数据。
忻州市以6.3倍的人口规模，实现的GDP规模仅是新昌县的2.6倍。两相调整，按照人口规模，忻州市的收支和经济活动规模应该在新昌县的2.62倍左右（人口倍数6.3/人均GDP倍数2.4）。
两地的消费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当，忻州市的“社会零售品零售总额”（即消费额）为新昌县的2.24倍。高财政供养比例并没有实现更有活力的消费水平。不仅整体消费不彰，房地产消费同样，前者的房地产领域投资水平仅是后者的1.5倍。
单位：亿元数据来源：2023年两地政府工作报告（下同）
这样的情况自然与整体收入有关，而两地差异最大的数据便是“个人所得税”和人均GDP，新昌县的人均GDP反而是忻州市的2.4倍，忻州市的个人所得税仅仅是新昌县的50%，也展现出两地巨大的居民收入差异。
个人所得税单位：亿元人均GDP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