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省，迎来罕见洗牌。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四川GDP总量为60132.9亿元，同比增长6%，首度跻身6万亿俱乐部。
随后，河南披露最新经济数据，2023年河南GDP总量为59132.39亿元，同比增长4.1%。
这意味着，四川经济总量超过河南，首次跃居中国经济第五大省，且跻身中西部经济第一大省之位。
01
中西部经济第一大省，何以易主?
众所周知，早在2022年，河南经济总量就一度突破6万亿大关，继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之后，成为中国第五个6万亿大省。
然而，时隔一年，河南2023年经济仍旧保持增长，实际增速达到4.1%，但GDP总量却回落到5.91万亿，未能进入6万亿俱乐部。
为什么会这样?
这背后，主要是统计因素所致。
根据当地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河南下调了2022年GDP终核数据，从最初的61345.05亿元调整为58220.31亿元，由于基数降低，带动2023年经济数据随之调整。
若以调整之后的数据来看，2023年河南省GDP总量从5.82万亿增加到5.91万亿，并未出现负增长。
对此，河南省统计局做出回应：一般年度GDP要进行两次核算，第一次为初步核算，第二次为最终核实，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差异。
在当地看来，“个别经济指标的规模、速度出现短期波动是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过程中的正常调整”。
这话没错。经济数据庞大而复杂，每年年初只有初步统计资料，必然存在一定误差，而到了年末或次年有了完整统计资料，自然要进行最终核实与调整。
不只是河南，国家层面也是如此。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经最终核实，2022年，全国GDP现价总量为120472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5483亿元。
当然，由于不同省市基本面不同，统计误差不尽相同。有省份减少，也有省份增加，导致不同年份的GDP数据出现一定波动。
从目前已公布相关终核数据的省份来看，山东2022年GDP增加142亿元，海南增加72亿元，而湖南减少1100亿元，江西减少860亿元，就连赶超河南的四川也减少139.6亿元。
不仅如此，每隔5年，我国还会进行全国性的经济普查，与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合称三大在周期性调查，对既往GDP数据进行修订。
上一轮全国经济普查是在2018年，部分省份GDP数据遭遇大调整，而新一轮经济普查已经开始，未来谁增谁减，值得关注。
02
抛开统计因素，四川到底是如何赶超的?
从历史来看，1978年至今，四川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GDP总量从未跌出全国前十。
1980-1990年代，四川是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早在1990年代就率先突破1亿人大关，彼时山东、河南超过8000万人，广东只有6000多万人。
几十年过去，广东目前常住人口增加到1.26亿人，跃居人口第一大省，而四川最新常住人口为8000多万人，仅排在全国第五位。
这背后，固然有“孔雀东南飞”等人口流动因素带来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一大背景是——重庆直辖，剥离走大量人口。
根据凯风《中国城市大变局》一书，重庆，原本是四川省下辖的计划单列市，与如今的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属于同一性质。
当时，重庆与成都一度形成西部地区仅有的“双子星城”，成为西部省域经济最为瞩目的两大增长极。
彼时的四川省，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规模，都一度超过河南省，而坐拥成渝两大中心城市，风头之盛，甚至可与东部沿海省份争锋。
然而，由于四川面积过大、人口过多，再加上三峡工程建设的因素，国家层面开始考虑分拆四川，与湖北各自析出一部分，筹建三峡省。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三峡省无疾而终，重庆直辖市取而代之。
1997年，重庆脱离四川，从计划单列市升格为直辖市，重庆由此迎来新一轮飞速发展期。
新的重庆市，在原有重庆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又将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收入囊中，切走了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以及2000多万人口。
虽说没了重庆，四川GDP总量并未由此大幅下挫，仍旧稳居全国十强省份前列，并保持不断向上攀升之势。
2007年四川GDP总量首次迈过万亿大关，2011年突破2万亿，2015年突破3万亿，2018年突破4万亿，2021年突破5万亿，2023年突破6万亿。
几乎每隔2-3年迈过一个万亿大关，四川发展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如果加上重庆，老四川省的经济总量合计已经超过9万亿，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17亿人，与山东有了一争之力，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压舱石。
当然，虽然GDP总量不弱，但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四川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居民收入水平，都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03
四川，何以一路崛起?
如今的四川，形成了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轻纺、医药健康为代表的六大支柱产业，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晋级万亿级产业。
在国家定位中，四川也从传统相对闭塞的内陆腹地，变成了新的开放高地，被赋予一系列国家重任，成为国内国际大循环都难以绕开的存在。
长期以来，西部原本深居内陆，长期作为大后方而存在，在“三线建设”时期固然一度风光过，但在全球化时代，没法像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一跃而起，发展瓶颈相当明显。
当时，东西差距一度成为最大困扰。
为此，2000年左右，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大量转移支付、基建项目和产业项目开始向西部倾斜，四川、重庆、陕西、贵州等省份迎来飞速发展期。
仅是一个税收方面的政策红利，就让许多东部和中部省份羡慕不已。在西部，鼓励类产业可减按15%征收所得税，而正常情况是25%，这一政策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
随着西部大开发持续推进，加上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大调整，产业转移开启，一部分导向东南亚国家，一部分去往中西部地区，即俗称的“产业西移”。
坐拥劳动力规模和超大市场优势的中西部地区，成了电子信息等产业的主要承接者，四川能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与此不无关系。
同时，四川等省份，还获得国家战略的直接倾斜。
除了西部大开发之外，四川身兼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大循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等多重战略叠加的优势，发展自然如虎添翼。
在大基建时代，西部地区更是重要受益者。
随着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物流枢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中西部地区得以摆脱区位劣势，内陆地区得以蜕变成开放前沿。
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陆权复兴”的逻辑，这在凯风《中国城市大变局》一书有详细剖析。
不仅如此，包括四川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仍旧是转移支付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财政部数据，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06万亿元，其中四川、河南、云南、黑龙江等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总额超过4000亿元，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东部经济大省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转移支付，但由于上缴的金额更多，最终成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净贡献方。
所以，在看到中西部省份经济总量崛起的同时，也要看到自身的短板所在。
04
四川崛起背后，还有着强省会的支撑。
成都、武汉、西安是全国三大公认的强省会，省会GDP总量占全省的1/3以上，人口规模占全省的1/5以上，堪称独一无二的中心城市。
实力越强，担子也越重。在各大省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强省会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虽说强省会模式存在争议，但一个共识是，弱省份需要强省会，强省份更适合多中心。
毕竟，一个省份，如果连一个显眼的大城市都没有，恐怕都参与区域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遑论在重大国家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
强省会崛起，让中西部有了与东部经济强市一争高下的机会，也为产业、人口流入提供了支撑。
做大强省会，再以强省会带动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协同发展，或是中西部省份的可行发展路径。
如今，当省会壮大之后，中西部省份正在寻求打造多个省域副中心，以求实现均衡发展。
一方面，成都都市圈晋级为国家级都市圈，成都带动德阳、眉山、资阳进入同城化时代。
通过都市圈带动周边区域融合发展，并进一步带动全省乃至川渝地区的协调发展，是成都的使命所在。
另一方面，四川省先后实施“多点多极”、“一干多支”、“五区共兴”的区域发展战略，陆续将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等定位为省域经济副中心。
当强省会与副中心形成联动效应，四川经济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