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凌晨三点十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回顾这位老人的一生传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东吴大学的骄子
高文彬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从幼小读书时起就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称在校时“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较好”。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虹口唐山路元吉里被日军炮火炸毁，全家逃难到英租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1年，高文彬从东吴附中毕业，以优异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东吴法学院校舍先是从虹口的昆山路188号搬入一座教堂，后又转移到南阳路爱国女校处。高文彬他们这些热血青年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上课时要途经常德路一个日本兵营，为拒绝向日军鞠躬，宁可绕路走。
高文彬决心以自己所学的法律专长报效祖国。
报效祖国有了用武之地
1945年7月，高文彬从东吴法学院毕业，任职上海市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只两月就决意辞职；又到上海市老闸区公所任职户政股长，不久又愤而辞职。这两个差使，在那些贪官污吏眼里，可都是肥得冒油的美差，但那种乌烟瘴气、腐败堕落的官场黑暗，却令高文彬失望和窒息。
此时，中国政府派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到来，让高文彬的报效祖国有了用武之地。
1946年初，向哲浚到东京带去了大量揭露日军罪行的证据资料，因国际法庭官方用语是英语，并采用英美法系审判，所以要将所有的资料翻译成英文，急需既懂英文，又懂法律且熟知英美法系的专业翻译官。高文彬就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既教授中国法律，也教授英美法系，采用全英文的教材。
高文彬的导师是东吴大学教授、上海知名律师刘世芳，由他推荐高文彬，经向哲浚面试，录用东吴法学院的高文彬和郑鲁达；还录用交大毕业生、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周锡卿；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张培基；毕业于重庆东吴法学院的刘继盛。
1946年5月3日，高文彬一行5人从上海江湾机场乘坐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抵达东京。他们看到的东京是一片残垣断壁；街头四处是满面愁容的小贩；地铁里游荡着为生计不顾脸面拉客的年轻女子。
为亚太地区人民伸张正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原来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这是战后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由于日本地形高低不平，法庭是在一块小高地上，上面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来往车辆要花五、六分钟从下面开上去。进口处有一个小花园，前面是演讲厅、后面是练兵场、中央的一个小土堆上竖立着一块木制标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
中国任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刘子健，另一位是东吴法学院30年代的毕业生裘劭恒及朱庆儒；中国任东京审判的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罗集谊，秘书方福枢是东吴法学院30年代的毕业生，还有一位是杨寿林。
国际军事法庭审讯从1946年5月3日开始，之前的4月29日，东京审判检察长、美国人季楠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人手中。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日本甲级战犯，乙级和丙级战犯则由战胜国在各自国内审判。每天早晨，先由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从巢鸭监狱将被告提出，由用黑布蒙着车窗的美国军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辆美军用吉普押送，下午庭审结束后，再按原样押回。
高文彬曾感叹地说：“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法庭大义凛然又淡定从容。”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向哲浚，英语表述铿锵有力非常流畅，为中国做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由衷地称赞他。正是因为有梅汝璈、向哲浚及其他十几位中国同事殚精竭虑、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与其他国家法官和检察官努力合作，最终宣判所有28名战犯有罪，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为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伸张了正义。
揭露漏网战犯“偷梁换柱”的黑幕
然而，还是有部分战犯逃脱了法律的惩处。高文彬揭露了一些漏网战犯“偷梁换柱”的黑幕。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有以死效忠天皇的人在皇宫前跪拜，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剖腹自杀。然而这些自杀者的名字竟然在半夜被换上理应被判刑战犯的名字，造成其已自杀的假象，并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过段时日，这些人换个假名出来了，在一些伪装成会社的日本特务机构供职，充分说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死。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国际审判。当被问及审判为何达2年半之久，开庭818次之多？高文彬解读个中原由：“一是案情太复杂，牵涉面太广。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开始，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
由松花江一直到南太平洋群岛，涉及的国家众多，搜集的证据繁杂；二是语言障碍。通常需要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翻译，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辗转翻译，很是费时；三是因为东京审判法庭审案采用的是英美法系无罪推断的对质制，被告律师利用这种审讯制度死赖纠缠企图为被告开脱罪责，以致审判进行2年多方告结束。”
审判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每天民众可以去购买旁听券，售完为止。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
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因为当时日本由军人当政，对国内言论严格控制，日本兵在外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坏事，报纸上从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勇敢作战。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他们都非常震惊，审判退庭时，高文彬碰到日本听众，他们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他们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巨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高文彬也是在东京审判中第一次全面了解日军的滔天罪行。
为了将那些逍遥法外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他在国际检察处卷帙浩繁的资料和档案中废寝忘食地搜寻。
1947年底的一天，他看到一张1937年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刊登着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途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最终向井以杀死106人“获胜”，而杀死105人的野田毅失败原因，仅仅是因为军刀“刀刃卷边”。照片上俩个杀人狂并肩跨立、军刀拄地、恶魔般地狞笑着，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刀下，他们还在继续杀戮着中国平民。
悲愤至极的高文彬，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递交给国民政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其时，两人已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国，经半年多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杀人狂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同样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两人和谷寿夫被押到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211个冤魂和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终于可以瞑目了。
高文彬曾说，“年轻人经历的事不多，对历史的了解也比较有限，所以要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建立正确的认识，这非常重要。新中国70年来的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一代了解史实后能更热爱祖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