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口罩的申军良站在警方会议室里，看着戴口罩的申聪走进来，一眼就认出是他儿子。妻子先他一步冲上去，抱住儿子痛哭起来。申军良忍住没哭出声，但眼泪还是一下涌了出来。
这是一场新冠疫情之下的特殊认亲，申军良夫妇终于见到了被拐走15年的儿子。遮挡了他们半边脸的口罩，阻隔不了血脉亲情。
2020年3月19日，认亲12天之后，申军良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我每天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申军良说，经过多方沟通，儿子决定回来与他们共同生活，其户口已从广东迁到了河南周口老家。
3月18日，申军良一家从河南返回他们在山东济南租住的家里。目前申军良正为儿子转学的事发愁——他得抓紧在济南联系学校，但正是疫情期间，一家人都被社区要求自我隔离14天。
43岁的申军良这段时间被幸福“塞满”了，其实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涉及申聪的拐卖案目前还在广东省高级法院审理，此前他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上诉。另外，他还得赶紧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寻子15年，他已负债累累。
盼了15年的认亲，差一点“搞砸”
1月24日，大年三十，申军良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500多字的拜年信息。他回顾了15年的寻子历程，向所有好心人致谢。“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新的一年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他在结尾写道。
当时的申军良，其实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因为十天前的1月15日，他就从警方获得消息，与他失散15年的申聪找到了。警方正开展下一步工作，叮嘱他不要向外界透露。
经过春节和疫情期间“煎熬”般的等待后，3月5日，申军良夫妇和其弟弟从山东济南出发，绕过湖北，驾车行驶两千多公里，于3月6日晚抵达广州增城。第二天中午，申军良夫妇坐着警方的车，来到增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我们以为马上可以见到申聪了，都很激动。”申军良当时看到妻子已经哭了，她两脚无力，下车时已站立不稳，幸好有女民警赶过来搀扶。
当天中午，民警重新向申军良夫妇询问了相关情况，做了笔录。工作人员要他们调整情绪，不要冲动，“别把孩子吓到了”。申军良透露，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的相关领导，也先后过来安抚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拿着手机进来，一脸严肃地询问申军良。“他问我，申聪有没有跟我说过，强烈要求跟我一起回家？”申军良觉得奇怪，“没有说过呀，那时候我还没见过申聪呢。”
工作人员翻出手机里的新闻给申军良看。“我一看，热搜的第三条，说申聪强烈要求跟我回家。往下翻到第六条，说我们准备起诉他养父。”申军良顿时急了，“没有这回事呀”。
当时工作人员给申军良看的两条新闻，都是当天报道出来的，到了中午已上“热搜”。两条新闻的标题，分别是《申军良律师回应：申聪强烈要求和父亲回家》《申军良律师：申军良考虑对申聪养父母提起诉讼》。
“你儿子申聪现在不愿意见你们。你儿子理解不了，为什么还没见面，你们就说他强烈要求一起回家。”工作人员提醒申军良，申聪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一直用手机看新闻。申军良慌了，连忙解释，“律师夸大得太厉害了，我没说过那些话。”
后来，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申军良来到刑警大队门口。隔着防撞护栏 ，有50多名记者围聚在门口。申军良向记者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强调，律师当天说的一些话，“不代表我们家人的观点”。
当天下午五点多，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召开情况通报会。副局长李光日向媒体介绍，申军良夫妇与申聪未见面认亲，双方还需要情感上的缓冲期。至于何时安排见面，李光日表示“要看双方的接受度”。
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新闻发布会召开的时候，他和妻子、弟弟以及一位同学，分别坐上四辆车子，从刑警大队去了5公里外的增城区公安分局大楼。
申军良夫妇被安排到二楼一间小会议室休息。工作人员再次安抚和提醒他们，不要急躁、难过，注意调整情绪。
场面安静了下来。到了晚上7点钟左右，申军良听到楼梯间有一阵脚步声传来，越来越清晰。他有些紧张地预感到，儿子要出现了。
认亲之后：回老家，迁户口，改名字
2020年3月7日晚上7时许，申军良夫妇终于见到了儿子。
当时听到门外的脚步声，申军良和妻子都站起来。他看到几名工作人员带着一个男孩走进来。男孩身高约一米七，短头发，穿着黑色上衣。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就是我儿子申聪！”申军良透露，此前警方给他看过申聪的照片。见面时，申军良发现孩子的眼部、面部特征完全符合。虽然孩子也戴着口罩，但申军良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
当时，申军良的妻子于晓莉先一步冲了上去，抱着申聪，失声痛哭起来。申军良也上去抱住儿子，“感觉鼻子特别酸，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于晓莉边哭边问：“儿子你这些年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爸到处找你？”申军良更加控制不住了，转开身子不停擦眼泪。
申聪没有哭。申军良觉得孩子情绪“比较平稳”。他记得，当时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申聪用手拍了拍他妈妈的背，低声说：“妈妈不要哭了。”又用手拍了一下申军良的背，轻轻说：“爸不要太难受了。”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爸’。”申军良说，当时儿子声音很小，“但完全没有抗拒的意思”。
后来征得工作人员同意，申军良夫妇和儿子都摘下了口罩。申军良盯着儿子的脸庞，看了又看，觉得孩子的长相结合了他和妻子两人的“优点”。申聪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笑的样子，特别像我第二个儿子。”申军良说。
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一家三口在会议室吃盒饭。申军良只吃了几口，突然听到儿子问：“我在养家过得挺好的，他们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起诉他们呀？”申军良吓了一跳，连忙解释那并非自己本意，以后会尊重儿子的意见。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帮申军良去宾馆拿行李、开车，然后送申军良一家离开公安局。上车前，申军良对儿子说：“爷爷奶奶这些年一直想你，身体又不大好，现在你还没开学，希望你先去看看爷爷奶奶。”申聪说了声“好”。
申军良等人被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宾馆，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房间里。脱鞋袜的时候，申军良特意看了儿子的右脚拇指——上面果然还有出生时留下的青色胎记，只是感觉没有小时候明显。当晚，申聪和养父通过电话后，母亲又拉着他的手不停说话。已经连续三天没睡觉的申军良再也挺不住，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民警在前面开着车，申军良一家在后面跟着，天还没亮就上了高速。过了一段路程后，申军良和民警告别，驾车北上。
一路上，申军良和弟弟轮换着开车。有一次，他坐在副驾驶的座位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外衣，原来是申聪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身上。
“我看到他冷得两个胳膊抱着自己，这一幕真的让我终生难忘。”申军良后来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我盼了多少年，才等到这一天。睁开眼睛儿子就在我眼前，还为我披上他的衣服。”
经过40多个小时的奔波，申军良一行到达济南。将弟弟送下车后，申军良又开着弟弟的车，带着妻子和申聪赶到河南周口老家，让孩子与他年迈的爷爷奶奶见面，与一些亲人相认。
“孩子真的特别懂事。”在电话里，申军良的声音很兴奋。
在征得申聪本人及其养父母的同意后，申军良把儿子户口从广东迁到周口老家。3月17日下午，他带着申聪在镇上派出所办完手续，领到新的户口薄。申聪重新申办身份证，当天就拿到了一个临时身份证。
在新的户口薄和身份证件上，申聪用了一个新的名字。
申军良说，他不想让儿子活在“被拐儿童”的阴影下。新的名字里，含有“回家”和“感恩”的意思。
“我儿子也很满意这个名字。”申军良笑道。
身世水落石出，案件尚未审结
申军良和申聪的养父母至今还没见过面。
在从广东回家的路上，申军良和申聪养父通过两次电话。第一次，对方提醒他，不能让孩子的肖像流传到网络上，申军良当然答应——这也是他的想法，必须保护好孩子。
第二次通电话时，申军良向申聪养父表达了感谢，“把孩子养育了15年，培养得这么好。”
而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申军良说出了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恨申聪的养父等人当年从人贩子手上买下申聪，害得他父子失散15年；另一方面 ，申聪成长得健康阳光，又得益于养父一家的15年养育，他心里由此又怀着某种感激。
申军良后来与申聪养父沟通得知，对方早在2019年11月就打过他电话。当时申聪养父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申军良寻子的事，便打来电话，详细询问过孩子身上的特征。
“他养父当时就很清楚了，但没有跟我明说。”申军良介绍，前些天他才得知，申聪养父那时给他打电话核实后，曾想向申聪“说一件事”，告诉其身世。“申聪当时问他养父，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养父说是坏的事情。申聪又问是大事还是小事，养父说是大事。”申军良透露，“申聪当时就说，是大事情，又是坏的事，我不想听，不要告诉我了。他养父就话到嘴边没说出来了 。”
申军良还透露，认亲之后，申聪养父说，他原计划2020年中考结束后，就带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没想到警察这么快就找上来了”。
2020年3月上旬，申聪被通知到学校“拿资料”，此后被民警和心理辅导人员带到广州增城。已经16岁的他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很快，他从养父母口中证实了自己的身世。
申聪是1岁时被拐卖的。2005年1月4日，两名男子趁他父亲申军良不在家，闯入屋内，绑住他的母亲于晓莉，然后将正在床上睡觉的他抱走。
此后，申军良辞去在广州增城的工作，踏上漫漫15年的寻子之路。
2016年3月，牵涉拐卖申聪案的张维平、周容平等5人先后被警方抓获。据广州警方调查，当年周容平等人抢走申聪后，交由张维平“出手”，非法获利13000元。张维平还交待，包括申聪在内他拐卖了9名儿童，都通过中间人“梅姨”找到买家。
2018年12月，广州市中级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对5名被告人宣判，其中张维平、周容平被一审判处死刑。
至于张维平供称的重要中间人“梅姨”，至今还是谜团。
2017年6月，广州市增城警方曾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而在2020年3月7日，增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光日向媒体通报，至今未查实“梅姨”身份，“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不过李光日表示，欢迎媒体和群众继续提供相关线索。
如今，申聪找到了、回家了，可他背后的拐卖儿童案还没有审结—— 广州中院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周容平等人上诉。此案由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目前尚未开庭。
3月19日，申军良拨打广东高院相关办案人员的电话，一时未取得联系。他准备向法院提供一些材料——在这起拐卖儿童案件中，申军良夫妇是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
一审时，申军良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包括15年来寻找儿子的各种损失。不过广州中院2018年12月判决时认为，申军良被拐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故其所受损失无法查明，加上缺少相关票据等原因，法院驳回了申军良夫妇的赔偿诉求。
此后，申军良夫妇提出上诉。现今申聪已经找到，申军良觉得“可以查明损失”了。
前段时间，他整理了一些证明损失的票据和开支明细，初步统计后，决定将向被告人索赔的数额调整到480余万元，其中包括精神抚慰金50万元，以及于晓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医药费8万元。
新的烦恼：为儿子找学校，为自己找工作
申军良夫妇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于晓莉的医药费开支，是指2005年至2016年，她因儿子被拐导致精神分裂，先后在河南周口、商丘等地医院治疗花去的费用。
妻子的身体一直是申军良的“心病”。15年前申聪失踪后，于晓莉的精神状态长期不好。直到后来两个儿子陆续出生，她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此次与申聪相认，于晓莉不知哭了多少次。现在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申聪做可口的饭菜。前些天她常煮申聪爱吃的西红柿炒蛋和生菜之类，这几天她问到申聪想吃的菜，就上网去查“怎么煮好吃”。
“现在她眼里只有申聪。”申军良透露，“另外两个孩子她很少管，我父母、她父母，她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我岳父那边还是我打电话去讲了现在的情况。”
令申军良欣慰的是，申聪“很懂事、很阳光”。申军良经常和他一起晨跑。早上六点多起来，父子俩一跑就是3公里。“他身体素质好，我差得远，赶不上他。”申军良透露，儿子爱运动爱打篮球，呆在家里的时候则“很健谈”。
每天用手机上完网课后，申聪喜欢坐到父母身边聊天。申军良很少跟他提这些年“寻子”的经历，“怕孩子有压力”。申聪爱问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以及父母的故事、老家的习俗。
刚认亲的那两天，申军良觉得与儿子之间总有些“陌生”，“问一句他就答一句”。现在，那种陌生感已不复存在。“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没一点隔阂。”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虽然15年来他没在我们身边，但这15年就像只是暂停了一下。”
申聪跟两个弟弟也相处得不错。大弟读初二，小弟读六年级，学习成绩都挺好，这让他很是羡慕，“两个弟弟的学习真牛呀！”
目前申军良最担心的，就是申聪的学习问题。他了解到，这些年申聪的养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由奶奶照管，在广东梅州一所农村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不好。养父计划让孩子今年初中毕业后去报名当兵，以后再出去打工。
“没有文凭以后出去混什么？”申军良很担心，他想让申聪从梅州转学到济南，从初二读起，“找个好学校，还是要考高中。”
申聪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养父母。
这两天，将儿子户口迁到河南老家后，申军良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3月18日晚，办好户口手续的他带着妻子、儿子，从河南周口赶到山东济南，回到自己租住了十年的家——100平方米的毛坯房，地面没贴瓷砖，客厅里没有沙发，也没有电视。
申军良计划着上街买套便宜的沙发，“家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为申聪联系学校。可刚到济南家里，社区工作人员就提醒他们做好疫情防控，必须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
申军良傻眼了，“在家里隔离14天，我怎么去找学校？别的孩子都已经在上课了。”
3月上旬申军良夫妇去广州认亲时，当地警方曾让他们做核酸检测，确诊没事就安排认亲。3月18日他连夜给济南“市长热线”打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向有关部门转达。3月19日他又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希望“特事特办”，对方表示要“汇报”。
“我现在最愁的，就是怎么给孩子找学校。”申军良叹了口气。
他突然觉得现在的压力比“寻子”时还大，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下一步“要紧的事”，包括找一份工作。为了寻找儿子，他已经15年没上班了，现在欠债50多万元，又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久疏职场，现在能找份什么工作呢？申军良开始推销自己。“15年前我就是公司里最年轻的主管，执行力特别强，有责任心，懂得坚持。”他笑着说，“我找儿子，不就是坚持到底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