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啦！”
2018年11月的一天，30岁出头的马虹戴一顶金色的纸质皇冠，独自坐在杭州的出租屋中。
对着荧荧的烛光和一个镶着奥利奥饼干的6寸蛋糕，她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配了这样一句话。评论里，不相熟的朋友看了图就回复“生日快乐”，只有了解她经历的人会心地道一句“恭喜”。
一个月前，马虹在泰国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2个小时的麻醉过后，摇摇晃晃的手术床上，她听着底下轮子咕噜滚动的声音，迷糊中，意识到自己被推进病房，下一秒反应过来：两腿之间空无一物，法律意义上，她是个女人了。
当年12月底，她回到就职三年的公司上班。在马虹看来，那是一家LGBT友好企业。但HR找她三次约谈，提到“那你跟男艺人还是女艺人”。2019年2月12日，她收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邮件：根据《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法》，她在4个月中的迟到情况超4次，“严重过失。”
一年后，她以平等就业权遭侵犯将公司告上杭州滨江区法院。2019年12月3日一审开庭，未当庭宣判。
庭审现场。滨江法院供图
“被公司辞退的跨性别者”蹿上了热搜。马虹说，自己确实有迟到行为，但她反而生出一丝欣喜，“要是没有争议，会有这样的热度吗？”
在马虹背后，是众多跨性别者的就业和职场困境。
公益组织发布的一份《2017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跨性别群体失业率为11.87%。在职场上，40.34%的人不会选择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19.69%的跨性别者在工作中着装与认同的性别不符。
经历了青春期胶着的性别认同，跨儿们走向社会，走向职场——熬过自我纠葛，性别身份和社会眼光的博弈，还要面对横贯在生计和理想面前的重重障碍。
“扮演”另一种性别
每天早上，林思然打起精神走进公司，开始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那是2016年，24岁的“他”在北京一家市场销售类的工程公司担任设计部经理，在同事眼中是个“靠谱、稳重的男生”。
得出这个结论似乎显而易见：留着背头，穿男士的西装、白衬衫、皮鞋，身份证和简历上的性别都清晰地标明“男”。
开会时，“他”喜欢板着脸，压低嗓子，用胸腔和腹腔说话。打个喷嚏，林思然不会用手捂着，“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不会表示出不好意思。”要是不小心被桌角磕到，会冒出句脏话，绝不说“好疼”。
没有同事知道这是林思然长期压抑、刻意演出来的男生形象——“他”的心里其实是“她”。
高三起，林思然隐隐明白，自己想做一个女生。她对胡子等男性性征反感，留长了头发，买了激素类药物服用。
一个早晨，父亲叫她起床，看到她躺下时也有起伏的胸部，一个耳光把她扇到床下。她摊了牌，父亲只说，“这个家你妈身体才好，我不希望你再给我掉链子。”
母亲是裁缝，一度腰疼得站不起来。林思然觉得“应该是自己错了”。“我会好好做一个男生”，她承诺。
从老家河北的大专毕业后，林思然以男性身份在重庆找到一份设计工作，心事压到心底，她不让自己闲下来，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
直到2015年进入这家公司，上司安排主要设计师谈客户，由她来管理一个有着70后、80后的团队，处理客户投诉，交接施工队伍。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收入翻了倍，但脑中的弦绷得更紧了。
为了证明男性身份，林思然形容自己到了夸张的地步。她原本性格随和，但那时和同事争执中发现是自己的问题，也要端着，“我是一个男的我不能道歉，被一个女的说，我会觉得下不来台。”
职场中潜在的性别规范也让她瞻前顾后。她闻到烟味会觉得头晕、困，可想融入其他男同事，不得不开始吞云吐雾，因为发现男生话少，抽烟的时候才有机会谈谈工作。
2016年10月，因为公司经营不利，拖欠工资，林思然离职。一个人回到家里，呆坐在床上，她反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没有观众了，我还演什么呢？”
上下班的分裂人生
白雨霏工位的椅背上，长年挂着一件西装外套，公司要求男生穿正装。
但她在不易看见的地方保留了标记“真正自己”的痕迹——西装裤下面，蹬着一双女式的长筒靴，看上去像皮鞋；冬天，她能在裤子里套一双丝袜；偶尔，那会是眼线和美瞳。
2008年，她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通过校园招聘顺利进入这家大型国企。她找借口搬离了父母家，拥有了自由装扮的空间，想做女孩的性别认同一点点“苏醒过来”。
白雨霏不断摸索，化烟熏妆、打耳洞、刮腿毛……QQ签名里，她记录下这个历程，“慢慢掐死过去的自己。”
国企的日常像流水线的作业工，每周有一天固定加班。白雨霏刚入职场，加班时买点便当大家一起吃，也觉得开心。
不同于林思然，白雨霏在公司留着长发，行为举止也不刻意掩饰，“藏不住了。”上厕所，和并不熟悉的运营部老总站在小便池前，对方瞥了她几眼，也会不客气地说，“你头发这么长，剪掉么好咧！”
她仍然想“让懂的人来懂我”。一次电脑上聊天，有人在同事的群里提起，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白雨霏开玩笑地试探：其实我是金星移民过来的你们知道吗？
页面上蹦出消息，“你肯定是以前受了刺激才这样子的”，来自一个女同事。“你这个卖××的不要讲话”，男同事跟着附和。白雨霏盯着屏幕，不吭声。在这之后见面，她照常和他们聊工作，但心如明镜，相关的话题再也不会提起。
上班，下班，白雨霏仿佛过着两种人生。从公司回到家，白雨霏脱下男士衬衫，换上女生的睡衣，那是一件上下分开的格子睡衣，太可爱的她不敢买，购买的过程也胆战心惊：大型卖场的睡衣区没有售货员，白雨霏进去逛一圈，瞄一眼尺码就放进购物车，到收银台“滴滴”扫完，用塑料袋套上快步离开。
很多跨性别者因为担心“出柜”后会失去工作或难以和同事相处，白天在职场，按照他人对生理性别的期待着装、生活，到了夜晚，才卸下伪装。一位昆明的跨性别者说，她白天兼职，为房产中介拉人头、发传单，晚上回家和父母同住，只有睡觉时才有机会穿着裙子。盖上被子，谁也看不见。
跨性别社群“TransLives”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跨性别在定义上意味着心理性别的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因此跨性别者多少都会存在性别焦虑的问题，需要通过穿女装、留长发、服用激素、性别重置手术等措施，让性别表达尽可能符合心理性别。但因为生活的压力，他们通常会遵照身份证的性别和相应外貌去工作，“其实内心非常焦虑，也有人会因为受不了而离职。”
要弥合这一裂缝，白雨霏选择手术。2009年中旬，她联系上海411医院，写信、面谈，语气恳切，“……希望赵医生能给我选择第二次生命的权利。”
当时，国内手术技术不比泰国，但白雨霏来不及攒更多钱，更重要的是早点变身，“一切都可以早点开始，会有新的朋友，新的职业生涯和社会身份，而且还有青春。”
年底，手术排期定下，白雨霏提交了离职申请。
她早就想好，这段职业无法延续。害怕闲言碎语，也为了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她和过去的社交圈子道别，给朋友逐个发消息，“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不联系了。”
那段时间，白雨霏坐在办公室，看着忙忙碌碌的同事出神。刚毕业时，她还曾觉得这家国企会是她一辈子要待的地方。
终究不舍，离职前，白雨霏只和几个亲近的同事说出实情。那天晚上，她穿了女装，正好路过一个同事家门口，她忐忑地叫他出来，说了离职和手术的消息，“以后他们想到我的话，就说我过得挺好的。”黑夜掩盖了她惆怅的神色，同事听后很惊讶，最后欣然接受了。
这一年，她27岁，刷爆了信用卡，摘除了睾丸，阴囊皮瓣再造为阴道。
她换了手机号码，把sim卡收了起来，封存了作为“男”的过去。
敌意与善意
2016年年底，林思然进入一家销售类的互联网家装设计公司，这时的她，外表看起来还是个男生。
小组聚餐时，一个女性前辈教导她工作的技巧，“其实你要用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面对客户，诚心的，而不是装得像一个销售一样。”
这句话翻译成了另一个问句，击中了她内心的挣扎：我该不该用真实的状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生活中也是吗”，林思然问。“对，也是”，前辈回答。
最后让她决定转变的是一次三个月的出差。
2017年6月，她加入一家一线设计院，去湖南做博物馆的项目，和一个男生设计助理住一间。
天气炎热，外出工作画图一天回来，助理直接光了膀子，林思然说，这还有个人呢，助理说，男的怕啥？
林思然洗脸用洗面奶，出门用乳液，助理用肥皂；助理刷牙洗脸5分钟，林思然就得15分钟。对方忍不住吐槽，没想到你是个这么娘的人。“就显得我很矫情，跟我工作中干练的直男形象完全相反”，她越发觉得格格不入。
因为早前吃激素，她已经涨了胸，夏天也穿宽松、厚实的黑色长袖。在工地看建设项目，她把袖子挽起来，“看着很爷们似的”，实则害怕中暑，包里随时备着藿香正气水。
尴尬的事情不是没发生过。刚来北京一家小公司，男同事之间闹着玩，一个同事扯到她衣服领子，不小心看见她的胸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大夏天穿长袖了。”林思然至今记得他得意的语气，“好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从湖南出差回来，垫付的钱没下来，之前公司拖欠的工资也久未到账，北漂的生活成本陡然增加。林思然信用卡欠款，银行打电话到老家。父亲一个电话打过来，嫌她败家，让她中秋、国庆、春节都不要回家。
林思然蒙了，她决定让医生给出答案，无论什么结果她都认。“思考了七年，逃避了七年，应该给自己一个交待。”
北大六院和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结论都是性别认同障碍。对面，医生最后问，“你能接受内心认为自己是一个女生的状态吗？”“能”，她语气坚定。
医生给她开具了雌激素，林思然再次留长发，减肥，衣服也逐渐中性化。
2018年的除夕夜，林思然早早下班，街道上几乎没人，商店都关了门，只有公司下面的便利店还亮着灯。她买了两个面包、一个寿司卷、一瓶鸡尾酒，回到出租屋中，打开电脑，放着春晚，才觉得有些年味。
2019年3月，林思然入职一家靠前的建筑设计研究所，她已经化起了淡妆，年后缺人，主管没有在意她的着装。
她不知道同事会不会接受自己，一开始两三个月，她尽量少接触、麻烦别人，不懂的自己网上查，大家闲谈她也不插嘴，默默观察。工位在三楼，林思然避免上洗手间尴尬，专门去人少的一楼女厕上。
工作强度大，她同时学习新的软件，每周汇报时间前都在通宵。同事之间逐渐熟悉起来，她试着在聊天中出柜，有人问起，她委婉地说，“你知道金星吗”，对方恍然大悟。
林思然一直记得曾经有过的善意，当时一个项目落地，所有同事一起聚餐。她穿着夏天的裙子，化着妆，坐在桌边。所长举起酒杯，“请男生起来，大家干杯——”所有男生都站了起来，她迟迟没有动身。边上新来的男同事不知道她的情况，着急道，“叫你呢你赶紧起来吧。”
林思然涨红了脸。
所长没有为难她。这轮结束后，她拿着酒杯去单独回敬所长，走到长桌另一边，其他女生却一个个都站起来了，“她们以为是女生要敬酒了，是对我的接纳。”
说起那段日子，林思然的语气充满了怀念。从这家设计所离职后至今，她没有再踏入过职场的大门。
站在职场门外
“等通知吧。”
两个半月来，这是林思然在面试之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2019年9月末，因为公司内部业务调动，林思然离职。
等待她的是漫长的求职之路，随着林思然的外表越来越像女生，她遇到了大多数跨性别者在面试时“人证不符”的问题。
她的头发到锁骨以下，穿着长款羽绒服，女款紧身牛仔裤，毛衣，眉毛修得整齐。面试官看着她愣了，说，“我们这次没有预约女孩子来啊，简历上写明是个男生。”
看过简历、聊完作品之后，HR问，“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不能说的问题吗？”有一位HR提出，“你有什么不良嗜好？”她不得不解释自己的身份，“但这不影响我的工作。”
面试了36家公司，其中有半数公司会特意提到她的性别身份，除去专业不对口的两三家，她想不出为什么被拒绝。
通知屡屡没有下文，她把指甲洗掉，换上5年前偏男性化的嘻哈风衣服去面试。但她没有肌肉和喉结，药物的作用也逐渐显现，看上去仍是女生的样子。每次走到公司楼下，她深吸一口气，期望这一家会有回音，但每次在回家的地铁上又陷入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手术后没过多久，白雨霏也开始找新的工作，“人证”虽然相符，但横在她和一纸offer面前的障碍是难以修改的学历信息。
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公积金的性别信息在手术后就能修改，但学历与学位证书上仍留着原来的性别，每一次不得不拿出来，就意味着一场“被迫出柜”。
好几次提交学历证书没有音讯后，她发邮件向一家公司的HR询问拒绝录用的原因。
得到回复，“对于我们和部门领导来说，应该说您的能力我们非常认可，但是毕竟您有些特殊情况，相信您当时面试时也有意无意地有所隐瞒了……我们大领导可能比较传统，所以最终没有考虑……”
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白雨霏时发的邮件。受访者供图
半年找不到工作，白雨霏没有收入，在路上看到5块钱的珍珠奶茶都觉得贵。5块钱能在菜场买一大袋大米，她把白米饭和水放在碗里，微波炉一转，偶尔配点榨菜、萝卜干，熬下去。
她心一横，在招聘网站上勾选“不限学历”，选择最低薪资，想着服务员她也做。
去到面试的大楼，一个有口音、个子瘦小的男人扣押了她的身份证，面包车直接把她拉到了夜总会，另一个“大哥”让她换上衣服陪酒，白雨霏傻了。
那是灰暗的三周，直到一个晚上，她小声跟客人商量“能不能悄悄掩护我出去”。她跟着客人走到门口，一个小弟上来堵人，她飞快地冲出夜总会玻璃门，坐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小弟追上来，拦着车门不让她走。“快开啊！”她朝司机撕心裂肺地大吼，司机不敢动。她急中生智，说起他们曾经一块玩的手游，小弟心软了。
如今回忆起来，白雨霏说，那段时间她突然理解，为什么很多跨性别者做了手术反而自杀或从事性工作，“原来复旦出来还是有点自负的，从小到大上学，什么都能自己搞定，但到了这里真的是搞不定了，连能不能生存都成了问题。”
灰暗时光的间隙有微小的快乐，她能穿好看的白色长裙，站成一排被挑选时，有客人独独选中了她，“感觉是对我性别的认同。”
从夜总会逃离后，她终于找到一家不看学历的外企，主管群发邮件给内部项目组，介绍新员工白雨霏，“She……”
那是她的身份第一次在职场上被承认。
学历难题
虽然找到了工作，学历没有修改成功前，只要HR的头像在微信里跳动，或向她走来，白雨霏都会心里一紧。
2010年，白雨霏写信给学校和国家教委申请修改学历信息，之后每年往学校跑。
转机出现在2012年，学校研究生院一位新上任的院长得知她的情况，拍板同意出具学历和学位证明书，一半的公司能接受这份证明。在此之前，她做了一份假证，应聘时需要，再提着一颗心拿出来。
虽有学校的证明，上面有她的曾用名，学信网上入库的信息也还未修改，一旦用人单位做背景调查，白雨霏就惴惴不安。
2012年《青年报》对白雨霏求职困难的报道。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