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盒饭，司机们通常都是停靠在路边，在驾驶座上匆匆扒完。
临近五一假期，香港街头拖着行李箱的游客逐渐变多，的士的红色尾灯在车流里连成一条条灼热的虚线。
中午时分，天后地铁站附近，73岁的郑金辉刚把红色的士停稳，攥着40港元换来的叉烧饭坐回驾驶座，盒盖刚掀开一半，后视镜里闪过交警的身影。
这里没有停车标识，郑金辉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把饭盒塞向副驾，几滴酱汁溅在褪色的座套上，钥匙急急拧转，引擎的轰鸣瞬间响起。
中午的盒饭，通常都是停靠在路边，在驾驶座上匆匆扒完。郑金辉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行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标着价格。一天600港元的固定成本，平摊到每个小时就是60港元。
哪怕他坐在车里等客十分钟，也相当于白白扔掉了10港元，够买两瓶矿泉水。
透过后视镜看着交警远去，郑金辉松了口气。
400港元的违停罚款，够买十份这样的盒饭。而他今天的“债”，还有大半没还上。
郑金辉每天早班通常七点开工，有时六点就出车，一直开到下午四、五点，十几个小时连轴转。对于这样的生活，郑金辉又低头扒了一口饭，声音不大地说，“香港人嘛，能做、肯做，就不会饿。”
据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统计，全港的士司机平均年龄58岁，60岁以上持牌者超11万人，70至79岁者约3万人。这群无退休金的自雇老人，将暮年绑在了方向盘上。
“每天一上路，先‘欠’600块”
家庭的重担让他停不下来
加油的规矩，是早班司机收工前，把油加满留给夜班。夜班司机收工后，再把油加满还给早班，大家拿着加油单互相交接，油费各自承担。
1953年出生的郑金辉，祖籍是广东汕头潮阳。他开的是租车行的车，每天开工的第一件事，是先认下一笔“固定债务”。
车租按车型分档，郑金辉开的这辆，每天460港元，加上一百多港元的油费，一天的固定成本至少600港元。“每天一上路,先‘欠’ 600 块”。运气好，日净赚500港元，差时连车租都赚不回。想歇一天必须提前找替工交租，否则损失自负。
加油的规矩，是早班司机收工前，把油加满留给夜班。夜班司机收工后，再把油加满还给早班，大家拿着加油单互相交接，油费各自承担。
这份收入，要撑起一个家的全部开销。
71岁的太太吴兰英在2025年刚做完一场大手术，至今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早年，为了照顾孩子，吴兰英辞职做了全职主妇，家里的收入全靠郑金辉。
郑金辉还有95岁的老母亲，有三高和糖尿病，常年坐轮椅，请护工、买药看病的开销，九个兄弟姐妹平摊，郑金辉每月要出1500到2000港元。再加上夫妇自住的商品房管理费、水电费、煤气费、柴米油盐，一个月的固定开销就超过一万港元。
香港特区政府每月给他发放4250港元的长者生活津贴，一半要赡养老母亲。
“大部分还要靠自己。”郑金辉说，申领这笔津贴，有严格的资产和收入限制，单身人士每月总收入不能超过10770港元，资产不能超过40.6万港元。
郑金辉和太太自住的这套商品房，是二十年前咬牙买下的。两房一厅，紧凑型。整整供了二十年，才算彻底卸下了房奴的担子。好在按照政策，自住的私人物业不计入资产，他才勉强符合申领资格，银行里的存款也始终控制在限额之内，多一分收入，就可能失去这份补贴。
开了五十多年车，郑金辉的人生，大半都耗在了方向盘上。他21岁入行，之前在写字楼做过白领，觉得工作太枯燥没有晋升空间，又开过货车、红色小巴，最后才转开出租车，这一开就是五十多年。
但他很少见到孩子们。
年轻时开出租车，收工回家，孩子们已经上学；睡醒准备出车，孩子们又快放学了。只有放假，他才能抽出一点时间，带孩子们去公园玩。
“他们小时候，我抱得少。”说这话时，郑金辉的眼睛盯着前面的车流，“没办法，要赚钱嘛，三个小孩都是我从小供到大，全部读了大学。”
如今三个子女早已各自在国外闯荡，各自都有不小的生活压力，从未给过家里家用。太太做手术时，子女们只能隔着屏幕视频问候，医药费全靠郑金辉自己承担。
大女儿则和女婿在英国生活，一家四口租房住，每月房租就要一万七千多港元；二女儿在18年前跟着师兄去日本打拼，小儿子在台湾读完书后，也去了日本投奔姐姐。
郑金辉脸上笑着，但声音闷闷的：“视频里看一眼就行了，坐飞机回来一趟多贵啊，够他们交一个月房租了。”
“平均六十岁的车队”
这不是一个人的困境
张钰坚和司机们都是熟人，租金可以稍微优惠一点，车租日清月结。每天开工前，司机把当天的租金交给他，在记录卡上签个名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