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考古发现，都是因为一件并无关联的小事，触碰了“开关”而引发。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的三星村遗址，就是因为村民的偶然“献宝”，让一座五六千年前的“古国城邦”，逐渐浮现在世人眼前。
竹子开花，村民“献宝”
中国版图上，叫“三星村”的自然村不在少数。金坛区朱林镇的三星村，与三颗石头有关。
现年75岁的唐万平，1970年担任第五生产队队长。他听村里老人说，这个村原来有王、李两家大姓，曾经叫王李村，后来天降三块陨石，就改名三星村了。三星村、王母观村的名字由来，史书并无记载。
唐万平担任生产队长时，三星村露出地表的石头只有两块，让他迷惑不已的是：“既然叫三星村，应该有三块大石头吧？”1978年，唐万平带人挖农田排水沟时，意外发现了第三块石头，距离另外两块石头几十米远，三块石头呈“品”字状排列。唐万平说，那时候，他才相信，三星村的确有三块大石头，用铁锤一敲，火星四射。“听老人们说，以前很多人经常从这些石头上敲些小石头带回家引火用。”
1984年之前，村民总能在农地里发现一些说不清来源的破陶片、破陶罐，甚至还能捡到一两件古玉器。仍在为温饱忙碌的村民们，根本没琢磨这些物件的价值，甚至把它们当成不洁之物——因为它们来自墓葬区。
在村民眼里，“假金山”上的大竹园，是村里一宝。“大竹园是村里的集体资产，竹子长得特别粗壮，可以做竹席、竹篮，远近闻名，因此有专人看管，村里还有篾匠合作组。”63岁的村民张春梅说。
1984年夏天，竹子成片开花。时任三星村党支部书记张齐孝组织村民在竹园开挖沟渠排水。深挖一米左右，就出现大量骸骨、陶片，其中一把石锄特别光滑。
骸骨与陶片并没引起村民重视，因为这里原本就是传统墓地。那把石锄让村民好奇，还装上木柄试了试，并被村民徐龙孝拿回了家。
有村民认为是徐龙孝将石锄上交文物部门的。而金坛区博物馆原馆长李国平的记忆中，并非如此。
1984年夏天，李国平到博物馆上班不久，还是个编外人员。他印象中是镇文化站的韩国仁把石锄送来的。“大夏天的，他穿着一件汗衫。那石锄一看就是古物。”
按照惯例，对于主动上交文物的人，博物馆会赠送一只茶缸和一条毛巾，上面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字样，以资鼓励。
韩国仁与徐龙孝都已去世。他们是亲家关系，徐龙孝的儿子徐宪春，在家中见过那只印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茶缸。或许正是有一定文物保护意识的韩国仁，将那只光滑的石锄，送到了博物馆。
收到石锄后，年轻的李国平到现场考察，发现竹园排水沟里满是骸骨、石器和陶片，他捡了整整一蛇皮袋。
根据李国平带回的石器和陶片，时任金坛文管办副主任徐永年初步判断这是一处新石器遗址。当年年底，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到常州开会，听闻这件事，立即赶到三星村。至此，三星村遗址引起文保单位重视。
人口密度超出想象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三星村联合考古队，从1993年到1998年，连续6年进行勘探和发掘。当时估计，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区。
考古队将发掘重点放在东区（墓葬区），先后清理出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墓葬1001座、房址4处、灰坑55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及骨器、角、牙、蚌器等各类文物标本4000余件（组），还出土了大批保存较好的人骨标本及人工栽培炭化稻粒标本。
马家浜文化被称作“江南文化之源”，是江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三星村遗址的时代约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相当，据发掘的文物标本及碳十四测定，距今约6500年至5500年。
1998年，三星村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村遗址出土了较多与农业有关的遗物，如蚌镰、穿孔大石斧、多孔石刀、研磨器等，说明原始农业发达，已开始明确分工且初具规模。发现的家畜骨骼标本有猪、牛、狗、羊、鸡等，从侧面反映出农业生产的粮食已有所剩余，人们开始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遗址中还发现一些捕鱼工具，如陶网坠、骨鱼镖等，表明捕捞渔业是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的组合变化，考古专家将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5层。5层之下以房址、灰坑为代表，房址以密集的柱洞构成，推测可能是干栏式建筑。在房址附近有灰坑分布，坑内多含有炭化稻粒。第5层以墓葬为主，居址废弃后即作为墓地使用，但墓内随葬品少；第3、4层墓葬分布密集且保存较好，有礼仪性质的石钺；第2层的墓葬减少且保存欠佳；第1层为现代耕土层，出土陶片、石器等，并伴有少量现代砖瓦。
研究表明，三星村遗址出土的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人群平均身高超过1.6米，略高于华南新石器时代人群；人均寿命在30岁左右，极少数长寿者能活到五六十岁。
6年时间，发掘面积640平方米，发现人骨1200多具，人骨数量之多，密度之高，远超同时期其他遗址。而中心墓区面积近2万平方米，估计葬有数万人。死者人数如此之多，当时的生者，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数字呢？考古专家据此推断，中国古代人口在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中晚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
中华文明进入“古国时代”
三星村遗址已出土的数千件文物中，有3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分别是云雷纹陶豆（陶豆，一种陶制食器）、石钺及其饰件、刻纹骨版。另有7件二级文物、56件三级文物，从中可窥见五六千年前先人的精湛手工技艺。“3件一级文物极为珍贵，开创了纹饰、形制和功用的先河，具有唯一性和首创性。”金坛区博物馆馆长葛巍说。
遗址出土的石钺及其饰件，由石钺、骨质钺瑁饰、牙质镦组成，中部木柄残缺。牙质镦上面的纹饰，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猫头鹰；骨质钺瑁饰上面的纹饰，学者认为可能是鳄鱼，或者大雁、鱼、蚕等。
“石钺在新石器时期比较常见，通常作为武器，但这件石钺没有任何砍砸的痕迹，且配有非常精美的镦和瑁饰，显然不是实用兵器，而是一件权杖，是墓主人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它也是国内目前所见最早最完整的权杖。”葛巍说。
这件石钺出土于一位中年男性的墓中，推测其为当时氏族内部军事权力的掌控者。权杖的出现，表明当时三星村人已形成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组织内部的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对于权杖骨质钺瑁饰上面的纹饰，学者们的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是鳄鱼，有人认为是大雁、鱼、蚕等。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陆建芳认为纹饰应该为大雁，他在《探秘三星村》访谈节目中说，“大雁在白天活动，代表白天、活着。而牙质镦上的纹饰是猫头鹰，代表夜晚、死亡，与大雁相对应。所谓权杖，就是权力的象征，手握权杖者，可以决定别人生死。”陆建芳说，权杖的出现，意味着三星村人的意识形态里已经有权力这一概念，社会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再人人平等。
李国平则倾向认为该纹饰为蚕，是一种图腾崇拜。李国平认为，不仅纹饰图案像蚕，发掘出土的骨针（通常有十多枚长短不一的骨针放置在精美的骨筒里，骨针尾部均有针孔）也能佐证当时已经开始养蚕。“那么细的针眼，麻线是无法穿的，只有丝线可以穿。”李国平的另一个证据，是墓葬区出土的一件泥质红陶底部的模印徽号，他认为，那徽号的图案，同样是蚕。
专家对图案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都认为三星村人开始出现阶层分化。
“如果纹饰确定是蚕，就会把人类的养蚕史往前推1000年；如果不是蚕，也是一种徽记，而徽记显然是为了区分，明确这件陶器的主人。”李国平说，这表明那时候不再人人平等，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
第二次联合考古队队员龙啸说，早期的随葬品不多，彼此区别也不大，越到后期，不同墓坑的随葬品多寡不一、精美程度的区别也很大。“这表明贫富差距已经拉开，人们从相对平等向相对不平等转变。”
庞大的人口数量、颇具规划的聚落形态、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人群的分化、复杂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第二次联合考古队领队李默然认为，这些复杂社会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三星村遗址悉数登场，宣告江南地区的“古国时代”拉开帷幕。
二次发掘，复原生活场景
第二次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始于2022年。
当年6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一同对遗址进行新的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并探明三星村遗址面积不是最初估算的10万平方米，而是超过35万平方米。
二次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显示，当时的三星村人丁兴旺，规划有序，且手工生产已颇具规模。玉石工业发达是三星村遗址的重要特点。遗址早期出土玉石器不多，到鼎盛时期，墓葬中出现大量随葬玉石器。石锛、石凿均以硅质泥岩为原料，半成品和加工边角料屡有发现，表明三星村遗址存在锛、凿生产工业。出土器物形制规整、打磨光滑，体现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
在历年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考古人员初步还原出三星村人的生活场景，初步探明了遗址聚落形态。三星村人用石器耕作，撒网捕鱼，采摘果实，种植水稻，用陶罐煮饭，弯弓射鹿；住着吊脚楼，夏着丝麻衣，戴着玉玦贝饰，驯化豢养家猪，活动遍及今长江中下游苏浙皖地区……
远古的三星村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五六十代，前后延续千年。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不是一般的集聚部落，而是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区域中心甚至“古国城邦”。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五六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场景，会越来越明朗化。
三星村遗址与三块石头
记者一直有个疑惑：那三块石头到底是不是陨石？它们与三星村遗址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国平说，第一次发掘期间，考古队员曾经从三块石头上取样，送到中科院检测，没发现陨石成分。但三块石头原来的确位于遗址中心的黄土台中央。龙啸说，黄土台系人工堆筑而成，疑与公共活动和仪式行为相关，因此，三块石头很可能跟祭祀相关。
遗憾的是，第一次考古发掘结束后，尽管遗址周边已经划定了保护红线，仍然有村民以复建“三星观”的名义，用大型挖掘机将三块大石头移至百米外的“道观”中供奉起来。
“如果石头没有被移动，我们还可以根据黏附其上的土层，测定它们位于黄土台的时间。可它们被移动、被清洗甚至被加工过了，就说不清了。”龙啸对此很遗憾，但他还是希望能在适当的时间，把三块石头移回原址。毕竟，它们原来就在黄土台上，很可能就是五六千年之前，被人工搬运过来用于祭祀的。
遗址周边皆是河流、壕沟，如此巨石非人力可以搬动，它们又是怎么运来的呢？
“人类文明的历史从来不会空缺，只是目前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无法衔接而已。”李国平说，考古工作，就是在想办法把碎片化的历史，一步一步衔接起来。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将会揭开三星村遗址更多的神秘面纱。（记者朱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