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镇上的长途汽车站。那年我13岁，书包里塞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脚上的布鞋磨破了边。她追着车跑了几步，声音被发动机的轰鸣碾碎：“静雯，妈没本事，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你读书了……”我没回头，指甲掐进手心，眼泪混着尘土黏在脸上。
在义乌的流水线上，我每天组装800个打火机，手指被金属片划出的血痕结成暗红的痂。夜里缩在八人间宿舍的上铺，听着室友们给家里打电话，我总把被子蒙过头顶。十七岁生日那天，母亲托老乡捎来一袋炒花生，我原封不动扔进了垃圾桶。
2023年深冬，我在杭州的出租屋里发高烧。抬手按灭闹钟时，右臂突然像灌了铅。三个月后，我蜷缩在病床上，看着镜子里歪斜的嘴角——像极了小时候母亲生气时抿紧的唇线。“渐冻症。”医生吐出这三个字时，我正盯着诊室墙上的裂缝。那道裂缝从天花板斜劈到墙角，像极了我离家那晚母亲脸上未干的泪痕。护士递来纸巾，我才发现自己咬破了嘴唇。
母亲连夜从湖南赶来。她佝偻着背往病房搬电饭锅时，我别过头冷笑：“现在装什么慈母？当年把我扔给外婆的时候怎么不心疼？”她手里的保温桶“咣当”砸在地上，滚烫的鸡汤漫过瓷砖缝，氤氲的热气里，我瞥见她手背烫红了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