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到2020年的四十年间，美国经历了转折。财富增长放缓，而企业和富人的相对份额却在增加，导致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财富增长有限甚至停滞。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活力中心因利润驱动向外转移，工业生产从西欧、北美和日本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金融化成为工业外移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流趋势。中国及其金砖国家伙伴在生产、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方面逐渐赶上或超过美国及其七国集团盟友。美国通过征收关税、贸易战和制裁表现出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这激起了更多报复，使美国处境恶化。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地缘政治上，一些前盟友如巴西、印度和埃及转向中国或采取更为中立的立场。
财富增长放缓和更大份额被企业及富人占据削弱了美国内部的社会凝聚力。特朗普与哈里斯的竞争暴露了美国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分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敌对情绪，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国家衰落和社会分裂往往相互加速。
相比之下，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也更快。这些差异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的领导层能够分配快速增长的成果以支持内部社会凝聚力。通过提高实际工资和将数亿人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岗位，中国政府实现了从贫困到中等收入的历史性转变。
2010年时，中国及其金砖国家伙伴已成为美国和七国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双方都在全球寻找安全、廉价的食品、原材料和能源来源，寻求进入市场的途径、安全的运输路线和供应链，以及友好的政府。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在全球的努力咄咄逼人，威胁到美国资本主义本身；而中国决策者则认为美国的做法旨在减缓或阻止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预示着中国再次经历屈辱，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关于即将发生的军事冲突甚至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预言广泛流传。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促使许多人呼吁立即停火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历史上，英国曾两次试图用战争来减缓或阻止其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发展，失败后改为谈判，最终新生的美国和英国开始贸易并互相促进经济发展。或许美国和中国也可以达成类似协议，把七国集团、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都拉进来。这样的协议有助于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和地缘政治危险，在多极世界中达成某种协商一致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