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一场无比活泼的对谈在董宇辉“与辉同行”直播间拉开序幕。作家余华、苏童，《收获》主编程永新三位好友合体，带来了一段段文学记忆。因为聊得过于热烈和投入，原定一个小时的直播还“拖”到了两个半小时。
截至活动结束(当晚十点半)，《收获》2024年全年订阅卖出了6.3万套，《收获2024长篇小说》季刊卖出1.2万套，成交金额超过1240万元。
《收获》于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在余华看来，《收获》就是中国文学的“道琼斯指数”——《收获》很好的时候，是中国文学很好的时候，《收获》不太好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文学低谷的时候。
“无论何时，《收获》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巅峰。”
没有《收获》，就没有现在的余华和苏童
苏童说：“我发《收获》比余华早。”
余华回：“但是你发的不是成名作。”
在一阵玩笑中，余华与苏童快乐地回忆起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与《收获》最初的故事。
程永新说，1980年代中后期，《收获》首先注意到一大批探索文学新形式和新观念的青年作家，于是在1987年第五、第六期和1988第六期专门开设了“先锋专号”，将全国零散的青年作者的先锋小说集中推出。
余华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四月三日事件》也位列其中。收到1987年第五期《收获》，余华打开后看见了自己，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名字。而那些“来历不明的名字”——包括苏童、格非、王朔、马原、北村、孙甘露等等，都已成为今天中国文学响当当的存在。
余华、苏童也坦言，后来一旦有了稿子，他们会先想到给《收获》。尤其，他们很想知道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等《收获》编辑的意见。
“如果他们肯定的话，我们就可以耀武扬威一下。但如果他们说小说有问题，那就要考虑改了。”
余华坦言，他现在非常感谢《收获》的一点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后半部分是听了编辑意见后删掉重写的。“在《收获》的严格要求下，最后我干脆推倒重写，一个字都没留。但这挽救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如果没有《收获》，《在细雨中呼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苏童也认同，《收获》虽然对他们很好，但要求也高。正是这种很高的要求，让他们在写作的时候能够不断往前走。
“不管什么风来了，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审美标准。”程永新说，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先锋文学，《收获》对于自己想表达的命题的探索从来没有停过，而且这个路还会一直走下去。
维护一份来之不易的纯粹与圣洁
中国刚进入商品经济浪潮时，文学刊物也经历过“寒潮”。
当时许多刊物都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广告。程永新也去问巴金，我们要不要做广告?巴金只说，读者看《收获》是来读文学的，不是来看广告的。
这一句话，奠定了《收获》至今不发广告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下，《收获》是纯粹的，也是圣洁的。而《收获》的编者和作者，也都想努力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纯粹与圣洁。
又一次，余华想到了他的好朋友，史铁生。
史铁生当年在写《务虚笔记》，经常和余华提到“希望这辈子可以把这部长篇写完”。余华说你肯定还能写好几部，但史铁生说，你要知道残疾人都不长寿，我就希望我在有生之年，把这部写出来。
当时《大家》杂志推出第一期“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金10万。当年的10万可是一笔巨款，而史铁生是没有工作的，完全靠自己写作养活自己，还要看病。“所以铁生那个时候很需要钱，《大家》就特别希望铁生把新长篇给他们，他们也想把这个奖给他，但是铁生坚决不愿意。”
“铁生再穷，他也不会跟朋友借钱。他再穷，他也不会为了钱去换发表。他说我就要在《收获》发，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说到这里，余华依然十分感慨。
文学的未来在哪里，它会变得无足轻重吗
在程永新看来，文学依然拥有未来，只是换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包括推广方式。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很多事改变了，以前我们会到邮局订刊物，邮局年底还会来送一些单子，现在似乎少有了。还有报刊亭的消失，对我们刊物的冲击也非常大。”
但他相信文学还是有力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董宇辉提到，这场活动海报出来时，很多网友贴出了自家珍藏的《收获》，有的已经发黄，卷边，让人看了非常感动。“当年所有的往事如幻灯片一样闪过。今天两位作家提到他们的青春岁月，其实镜头外的很多人是有共鸣的。”
他还直言，文学是有把人拉亲的功能的。“互联网世界，人容易遗忘。我们这两年受到了这么多关注，其实是沾了文学的光。是文学让我们变得亲密。”
程永新表示：“一个爱文学的人，一定会有一颗慈悲和善良的心，一是会爱亲人和他人，一是会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我们应该庆幸有那么多的优秀作家，用文字为我们打开心智的窗户，让我们遨游在阳光明媚的天地之间。优秀的作家，是国家乃至世界的财宝。祝大家在阅读中获得安宁、力量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