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弄潮儿女们搅动风云，花团锦簇。可是风云过后也有黯然的离场，花团之下藏着伤人的根刺。虽然结局未知，但据玲子的退去、汪小姐的失落来看，宝总与李李之间的故事，恐怕也会如波德莱尔所写：“在雾海之中消沉”。
王家卫版《繁花》来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按照王家卫的习惯，电视剧改编势必涉及到对原著的“废立”。那么，他废弃了什么，又存留了什么?
金宇澄不聚焦一人一事，叙述横跨30年。
王家卫要想从中掀起“软红十丈，万花如海”，需捕捉一位关键角色，由他发兴，也从他落幕。最合适的只能是阿宝。因为原著，只有他的称呼变了：从1960年代的阿宝，变身为1990年代的宝总。
故事始于一场车祸。胡歌饰演的宝总，风度翩翩，派头十足，却飞来横祸。寻找车祸之肇因，便能以悬疑笔法，追索一代传奇的发迹史。
旧日阿宝野心勃勃，拜师爷叔，过人品、胆识与派头三关。然后西装上身，既名且贵。一入股市，大杀四方。乘改革开放之风，借上海腾兴之利，阿宝一跃而成黄河路上叱咤风云的宝总。
十里洋场，免不得勾心斗角。宝总登高，为人所忌，使他陷入情义与离席的两难抉择。他暂退股市，专注外贸。车祸不过是这场风波的一个后遗症。
外贸场上，他击退竞争对手，操纵地方三羊牌T恤成为国民大品牌，赚得盆满钵满。
可他心里，仍有遗憾，一是股市上，被地方强龙压了一头;另一个则是情感上，虽然左右逢源，七花八花，背后却是某种隐秘的缺失。
形成这种“缺失”叙事的，是三位美眸善睐、性格迥异的女性角色。
在外贸公司上班的汪小姐，由唐嫣饰演。她风风火火，率真直爽，是宝总事业的得力助手。她的爱，在行动，在语言，处处维护，不顾生死。形似女朋友，可他们也只到友情为止。
在进贤路开餐厅的玲子，由马伊琍饰演。她八面玲珑，处变不惊，总是精打细算，甚至有一点娇艳的“奸诈”。她对宝总，一味索取，像家里掌财的太太。她想与宝总平分秋色，却也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宝总优选，猝然离去，不留一瞥。
突降黄河路开饭店的李李，由辛芷蕾饰演。她耀眼夺目，沉稳中带着刀锋，狡黠中带着霸气，与宝总各占山头，亦敌亦友。两人虽未有明确的情愫，但一颦一笑间，却有惺惺相惜之感。
三名女子，全部脱胎于原著。王家卫取人名、来历及部分人物关系，转手按自己的笔法，让她们与宝总滋蔓出不同情绪，由此铺展开一出魂销骨蚀卧虎藏龙的上海戏剧。
主角表面上是宝总，实则是上海。三名女子，一个外滩，一个黄河路，一个进贤路，游走在三个地方之间的宝总，于纸醉金迷间锱铢必争，有情却不留情，“满身糊涂账神鬼难清”。加上杜鹃饰演的雪芝，游本昌的爷叔，董勇的范总等，芸芸众生，十里繁花，声色犬马，成就一幅如梦的“上海赋”。
王家卫镜头下的角色，就是取金宇澄的种子，开自己的花，颇有玩世的况味。实则，剧版影像和剧情的拼接方式，即王家卫的叙事风格，和金宇澄更为相似。
原著虽涉时代、历史，场景、动作却很局限。整部小说是“说”出来和“吃”出来的，并无夸诞的际遇与雄阔的激情，有的只是琐碎、市井、邪僻的生活点滴，像一场延绵不绝的流水席，你方登场，挑动筷子，闲谈人世，而后离席，改换他人，循环往复。
反观剧版，看似一举一动涌动着传奇的色彩，剧情亦是大开大合，悲欣交集，然而，它的语法，还是逃不开“说”和“吃”。
剧情每逢大时代和大历史，王家卫就使用蒙太奇，一组快速剪切的镜头，配上宝总旁白，快速略过;他意不在此，而在凝视人物的对话。
阿宝到宝总的蜕变，金凤凰退场，李李远赴上海之前的破碎，玲子的离去和汪小姐的绝望，几乎全是靠对话来铺垫完成;这些对话的发生地，只是西装店、汽车后座、海岸一角、饭馆一隅，世情轮转，仿佛只在一张沙发。
至于吃，更是不言而喻，宝总和汪小姐，对应排骨年糕;宝总和玲子，对应一碗泡饭;宝总和李李，则是大王蛇。余则，魏总、范总等都对应着“吃”，哪怕出场不长的小宁波，也有一根硕大的火腿来呼应角色。
王家卫眼里的饮食，就是男女。一张饭桌，便写尽风情万种。
沙发和饭桌的叙事骨架，或许是王家卫一以贯之的创作手法;但不能否认，金宇澄正是靠沙发和饭桌，借口语和食欲，来完成对上海的测绘。
可以说，王家卫取了金宇澄的人名来历，及故事营造方式，这便是他的存留。
在最新播出的剧集中，出现了杜鹃饰演的雪芝。她和年轻时的阿宝，情投意合，后随父母去港，多年后归来。见阿宝混得一般，语言间，不见旧日情意。阿宝赌咒，十年内混出名堂，要胜她一筹。这才有了他的拜师、从商，化蛟成龙。
剧中提到，雪芝到香港后，改了一个英文名“蓓蒂”。事实上，蓓蒂确有其人，她是阿宝邻居，初恋，和唯一的旧梦。面对雪芝，阿宝不愿承认她的英文名。这种态度，也是王家卫创作的象征：他舍去了写有蓓蒂其人其事的单数章节，即写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旧事;只保留了双数章节，即上世纪90年代的新潮。
这种感觉，像是《繁花》撕去一半。但王家卫有撕书的权利。对书粉来说，是个憾事;对剧迷来说，或许不然。专注一个时代，可以更为聚焦人物的成长与关系的演变。王家卫想要的是定格的《清明上河图》，不是如月历般厚重的风俗连环画。
只是在这幅图中，他还舍去了两个重要角色，沪生和小毛。与阿宝不同，沪生出身干部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小毛父母则是工人。三人身份、兴趣、经历、阶层有别，却走到一起，成为朋友，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事殊事异，人情冷暖，关于上海的一切跃然纸上。
金宇澄不薄不偏，靠浑厚的笔力和超乎寻常的经验，将一切攮入其中。
相较而言，剧版《繁花》有霓虹灯下的人生如梦，却完全舍弃了灯影处，上海的另一面。王家卫剔除沪生和小毛，只留宝总，这种创作视角等同于取消了市井、背阴，只留灯酒、盛世与传奇。无怪乎有观众认为，剧版是一出上海滩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事实上，一个完整的上海，远不只是王家卫眼里的景色，还应有木心《上海赋》中的某些篇章，“望之黝黑而蠕动，森然无尽头”。
除此之外，王家卫对已有剧版人物的改编，也耐人寻味。
以汪小姐为例，原著中，她和宝总有过短暂生意来往。见宝总对自己无意，便转投他处。她丈夫是公职人员，两人育有一个孩子。她想再生一个，遂与丈夫假离婚。在一次酒席上，她借醉与徐总发生关系，事后怀孕。假离婚变成真离婚;最可悲的是，她怀的是一个双头怪胎。
原著充满了汪小姐式的“不正确”。它的骨节是邪僻的，养分是低俗的，声音是亵玩的，是欲念的成与败，坏与空。
而剧版，汪小姐是纯真的、热血的、相当正确的，她的滤镜像初恋，而非世俗的妇人;她的欲望干净得不惹尘埃，她所在的公司“有直无曲”，一切种种，交由金黄灯光遮蔽一切，华丽铺排充斥屏幕，繁复景象吞噬万物，像一个精心制造的万花筒，摇曳多姿的海市蜃楼，梦幻十足的烟火大秀。
只有风云，没有风云过后的黝黑。虽然剧集未到结局，或许在尾声中，我们也能看到开败的繁花。但原著中所触及的，开败的远不止是繁花，还有野花……但王家卫独取一枝一叶。
可以吗?当然可以。遗憾吗?确实遗憾。
金宇澄爱用“不响”。《繁花》中“不响”二字，出现1300多次。不响，是人物的沉默，对话的停顿，更是情绪的波动和微弱的抗议。叙事进行中，每遇到阻碍，便有人“不响”，以示不忍、不甘、不忿、不平。正是在上千处“不响”中，金宇澄埋伏下了比“响”更为复杂丰盈的人情世态。
王家卫的改编，偶尔也出现“不响”，但整体还是过于“响”，响得噼里啪啦，如痴如醉。
进贤路的玲子，语速之快，犹如子弹，总是在与宝总斗嘴争锋;外滩上的汪小姐，语速不亚于玲子，叽里呱啦，如同列车，总在轨道上疾驰;至于黄河路的李李，她是枭雄式的老板娘，话不多，但贵在有力，一字千钧，如雷贯耳;以及黄河路上，以范湉湉饰演的另一饭店老板娘和董勇饰演的纺织厂老板，嘴皮子像上了发条，片刻不停，说话近乎吵架，有时过于聒噪。
胡歌曾如饥似渴地阅读《繁花》。他在采访中坦言，“它补充了我对1960年代的认知拼图，也补齐了我对1990年代的记忆拼图。”在他看来，剧里的色彩、节奏、状态，与他对那个时代的感受、对黄河路的记忆是统一的：亢奋，饱满，激昂。
王家卫亦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称《繁花》补白了他1960年代来香港后的上海面貌。在《花样年华》《2046》中都有上海的影子。一位有上海情节的著名导演，钟情于描摹上海世情最好的作品之一的《繁花》，实在是水到渠成。
他拒绝原著的“不响”，改用兴兴轰轰的“响”，大概上海在他的印象中，便是这样。
这是王家卫认知的上海。他用自己惯有的镜头语言，如人物旁白、阻挡摄影、金黄灯光、抽帧近景等方式，将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都拍得风姿绰约，情韵绵绵。这是他的审美和功夫，是他的记忆与书写，是他独一无二的《繁花》。
可以说，王家卫和金宇澄都在做一件事：用一辈子写一本只有自己能写的书。他们的语法是统一的。现下的褒贬不一，不过是一时笑骂。他们在完成自己。作为观众，我们“响”与“不响”，随心随喜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