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爆发的新一轮冲突，无论是从激烈程度还是从人员伤亡状况看，都是近些年罕见的。作为解决巴以问题最重要的第三方——美国不仅未能及时安抚冲突各方，还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暂时停火的决议草案，这种坐视冲突升级的做法将造成更多无辜平民死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日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你们可能足够强大，能自我保护 ，但只要美国存在，你们就不会‘孤军奋战’，美国将永远站在你们身旁。”美国总统拜登也向以方承诺提供“大规模、前所未有”的军事援助。近些年来，美国将巴勒斯坦的建国权搁置在一边、一味偏袒以方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什么时候能做一个真正的和平协调者?
偏袒以方，“两国方案”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巴以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复杂也最紧迫的国际政治难题。巴以问题的实质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如何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逐渐向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谋求支持。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该决议正式成立后，杜鲁门任总统的美国很快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主权的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美英法三国发表宣言，承担对以色列的安全义务，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也源源不断。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不仅占领了第181号决议规定的阿拉伯国全部领土，还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面对新的战场局势，以及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背景下，联合国安理会1967年11月22日通过了第242号决议案，敦促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以确保并承认边界换取和平。第242号决议体现出的“土地换和平”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巴以问题的重要原则。同一时期，随着美苏争霸加剧，对美国来说，在中东地区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的以色列成为遏制苏联在该地区扩张的一张王牌。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因长期参与战争导致国内不堪重负，希望同以色列实现和平。以色列也意识到单纯的占领埃及领土、实施战事防御，无法有效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因此也转而探求同埃及和平的可能。随后，美国介入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进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穿梭访问，相互传话，成功地缓和了交战各方的敌对情绪。
1977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曾在一次国内会议上表示：“应给许多年来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一个家园。”但这样的言论很快就遭到来自美国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强烈反对。1978年，卡特主持了埃以之间的戴维营和平谈判，促成以色列和首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戴维营协议》中包含呼吁有关方面就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自治问题展开沟通等内容。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主张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美国一再忽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宣告成立巴勒斯坦国，但未确定其疆界。11月2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发表声明，表示里根政府拒绝向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发放赴美签证。美国此举自然遭到很多国家的谴责。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时，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都出席了会议。老布什在讲话中不提“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不提东耶路撒冷的问题，不提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这种“有意为之”的讲话无疑有利于以色列一方。马德里中东和会后，巴方通过与以色列和谈，陆续收回了约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组织了多次巴以问题和平谈判，但一直未能有效化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歧。2003年正式启动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公开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该计划是根据美国小布什总统的建议，并经美国、俄罗斯、联合国和欧盟四方联合磋商后确定的分三步解决巴以冲突的和平方案。“路线图”计划与以往计划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明确提出了“两个国家共处”的概念。
不过，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10月19日文章认为，美国对“两国方案”这一目标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随着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美以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特别是近些年，美国提“两国方案”时都受到以色列国内政治现实的阻碍，以色列极右翼团体明确告诉美国“以方不会作出巨大的外交让步”。
在联合国层面，美国不断阻挠巴勒斯坦寻求国家地位的努力。2012年11月29日，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这一天，联大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目前在联合国享有的“观察员实体”地位，提升为“观察员国”地位。但是在安理会层面，美国一直否决巴勒斯坦“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一再漠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回归权
冷战结束特别是1993年奥斯陆巴以和平进程开启之后，美国仍主导巴以和平谈判，并依旧将以色列视为中东主要盟友，在提高以色列预警能力、联合反恐、分享情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领域展开合作。因美国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关切，未能在耶路撒冷地位、约旦河西岸边界划分、难民回归权等问题上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诉求，谈判屡屡失败。
小布什政府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更加忽略了恢复巴以和谈这样紧迫的问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曾表示：“虽然美国人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伊拉克，但中东地区的人还是认为，除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找到共存途径，否则该地区就无和平可言。”
受到巴以和平停滞的影响，巴勒斯坦内部民意汹涌，导致新的派系纷争。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高举“民主”“自由选举”等西方政治价值观，强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公开选举。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为第一大党派，出面组建政府，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又以“恐怖组织不能加入政府”为由，干预巴内部事务，导致巴政局动荡。此外，美国默许甚至纵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单方面封锁，造成当地经济状况和社会民生不断恶化，最终也酿成了本轮巴以冲突。
“华盛顿历来保护其盟友以色列不受安理会任何行动的影响。”美国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相关人道主义救助决议草案后，路透社做了这样的评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数十次阻止联合国通过谴责以色列的相关决议，如2006年11月11日，美国否决了卡塔尔提出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军事行动的提案。不过，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上演了美以关系史上非常罕见的一幕——2016年12月，针对一项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拒绝投下否决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面表达对奥巴马的不满，一面想着早点见到其接替者特朗普，因为“新政府或许会有些新想法”。
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副总统彭斯的陪伴下走入充满圣诞装饰的白宫外交厅，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他口中的“解决巴以冲突新方法”又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放弃了斡旋巴以和平的努力，堵塞了巴以和平的希望。在历次中东和平谈判中，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偏袒和纵容，伤害了巴勒斯坦人对于巴以和平的信心。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斡旋巴以问题失败之后，美国索性放弃了重组巴以和平谈判。此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再未开启新的和平对话。
从“世纪协议”到《亚伯拉罕协议》，巴以对话基础被侵蚀
2020年，特朗普先后推出的“世纪协议”和推动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从根本上侵蚀了巴以之间对话的基础。
在由特朗普女婿、出生于犹太望族的库什纳主要起草的“世纪协议”中，美国将巴以问题视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通过修建各类“工业区”，迁移巴勒斯坦人至内盖夫沙漠，以经济发展机遇换取巴勒斯坦人对于独立建国、领土范围、耶路撒冷地位和难民回归权的让步。美国不再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再坚持“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也不再将东耶路撒冷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首都，严重伤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感情。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上，美国也纵容和默许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破坏了巴以和平对话的基础。
所谓的“世纪协议”将巴勒斯坦首都范围限定为东耶路撒冷郊区的小村镇，也未授予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其先前土地的权利。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重申，不应在讨论巴以问题政治解决方案之前讨论经济方案，这也导致巴方一度断绝了同美国和以色列的公开对话渠道，进一步加大了巴以之间冲突的风险。
“世纪协议”一出炉，众多国际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一在巴以矛盾关键问题上明显偏袒以方的协议将激化巴以矛盾，带来更多消极影响。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分析人士罗伯特·因莱克什所说，假如美国对该地区采取稍微理性的对策，不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哈马斯就不会发起这样大规模的行动。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发展同以色列关系时，都奉行“先巴以、再阿以”的原则，进而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而美国希望通过调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尤其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重构美国的中东同盟战略体系，实现对地区敌对国家伊朗、叙利亚等国的战略围堵。因此，在巴以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美国却着急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逐渐将巴勒斯坦问题“经济化”“边缘化”。2020年9月，美国撮合巴林、阿联酋同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的做法尽管换来了部分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却因进一步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而激起巴勒斯坦人民的强烈愤怒。近些年随着美国推动的沙特等国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传闻增多，巴勒斯坦民众“被抛弃”“被遗忘”的感觉也愈发强烈，对以色列爆发高烈度反抗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巴以问题危机四伏之际，美国不仅不反思自己的中东政策，反而抹黑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无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非法扩张。在本轮巴以冲突发生后，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忙着到访以色列，派航母战斗群开赴中东，向以色列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并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坐视冲突升级。在解决巴以问题上，美国应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不应将巴以冲突视为国内政治权斗的工具，更不应当将巴以冲突视为攻击其他地区国家的契机。美国应与国际社会携手，加快冲突的和平解决，而非利用冲突谋取私利。(作者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结语：
读者朋友，截至今天，我们用3期“深度认知”版梳理了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深层原因，讲清楚巴以双方和美国等外部因素导致中东和平进程遇阻的现状。新一轮冲突带来的惨痛教训令人扼腕叹息。巴以双方应从当下及子孙后代共享和平安全的长远利益出发，国际社会也应合力促成和谈重启，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上来，帮助双方实现和平共存，让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