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财政局罕见地公开登报催债，虽然涉及到各企业和机构的债务数额不算大，259家单位，总额约3亿元，它们显然不是人们通常所指的“地方债”。武汉市政府的债务余额到去年达到6295亿元。
然而武汉市财政局的公开催债带动了社会围绕地方债务的焦虑感，说明从政府到企业机构都不好过，谁手头都紧。那么，怎么办？
老胡不是经济专家，但穿越整个改革开放和行走世界建立起的基础认识非常牢固。我们的社会运转最关键的是要坚守常识常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高超的发挥。
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吗？中国国有各大银行的坏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峰值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那是要金融崩溃的节奏。但是中国之后的高速发展奇迹般地消化了那些坏账，中国成功迈过了那道坎。
当前的地方债务问题很严峻，但也不是迈不过去的。为此第一，中国要再实现一段足够长时间较高速的发展，并且形成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让经济总规模和财政总规模再上新的量级。
地方债的大头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了，比如高速公路，在中国东中部通到了绝大部分县，西南的贵州省也通到了所有县。中国的交通、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世界一流，发电总装机容量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也是世界第一。地方债可以看成是花了未来的钱，那么我们花未来钱建成了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就得有与未来加速对接的经济产出。否则的话，那些钱岂不就是“花早了”？
只要经济蓬勃发展，就什么都不怕。高速路多了当然好，但那些高速路应该有足够多的车辆在跑。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全球最发达，一线城市的基站往往比一个欧洲大国还要多，深圳的5G基站甚至超过了全欧洲的数量，它们创造的新业态也需足够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