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破“7”后，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关注度持续提升。26日早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7.0298，调贬378个基点。
随后，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稳定外汇市场预期，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2年9月28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上调至20%。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短线拉升逾200个基点，由跌转涨。截至10:25，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报7.1556，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报7.1568。
时隔2年，央行调整风险准备金率释放了什么信号?调整后将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
为何要调整?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被市场视为外汇市场“自动稳定器”工具。一般来说，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密切相关。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
对于此次调整，市场普遍认为，上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准备金率，意味着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计提风险准备，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行为，属于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这将提高银行远期售汇成本，降低企业远期购汇需求，进而减少即期市场购汇需求，有助于外汇市场供需平衡。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次央行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增加了企业远期购汇成本，通过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行为，促进外汇市场供需平衡，避免企业过度“顺周期行为”、“羊群效应”，导致外汇市场非理性波动影响资源有效配置，拖累我国外贸和经济复苏。
经历5次调整
“8·11”汇改后，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至今，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共经历过5次调整：
1、为了应对较强的人民币贬值压力，2015年8月31日，该工具调整至20%;
2、2017年9月8日，人民币贬值压力消除，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至0%;
3、2018年8月6日，人民币贬值预期升温，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波动的迹象，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4、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此次调整是第5次调整。周茂华表示，央行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提醒近期人民币外汇市场存在异常波动倾向，释放人民币汇率“稳”的信号。结合以往经验看，央行稳定汇率的工具箱仍丰富。
9月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上，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人民币长期的趋势应该是明确的，未来世界对人民币的认可度会不断增强。短期内双向波动是一种常态，不会出现“单边市”，但是汇率的点位是测不准的，大家不要去赌某个点。合理均衡、基本稳定是我们喜闻乐见的，我们也有实力支撑，我觉得不会出事，也不允许出事。”
未来人民币汇率如何走?
近一段时间，美联储为抑制高通胀而加速收紧货币政策，随着美元指数不断走强，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但与英镑、欧元、日元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相比，人民币贬值幅度相对较小，而且人民币汇率指数总体稳定。
数据显示，1~8月，欧元贬值了12%，英镑贬值了14%，日元贬值了17%，人民币贬值8%。“人民币贬值相对较小，而且在sdr篮子里，应该说人民币除了对美元贬值以外，对非美元货币都是升值的，而不是说对sdr篮子其他货币也是贬值的。在sdr货币篮子里，一个基本情况是美元升值了，人民币也升值了，但美元的升值幅度比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要大一些。所以，人民币并没有出现全面的贬值。“刘国强说。
市场分析认为，在美联储强势加息和加速紧缩、欧洲能源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人民币以更具弹性的波动方式应对来自强美元的压力，短期看，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承压，但不具备趋势性大幅贬值的条件。
最新公布的8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看，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为71%，较今年以来月均值提升3个百分点，衡量售汇意愿的售汇率为67%，与今年以来月均值基本持平。
温彬认为，上述数据，一方面反映出在当前人民币汇率点位下，市场主体结汇意愿较强，将成为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市场支撑力量;同时也反映市场主体呈现“逢高结汇、逢低购汇”的交易模式，外汇市场交易秩序总体良好。
温彬强调，从我国经济基本面看，预计三季度gdp增速较二季度有明显回升，通胀水平温和可控，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特别是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等国际收支基础性项目保持较高顺差，为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奠定了基础，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周茂华表示，从国内基本面、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资产长期配置价值等方面看，人民币不具备趋势贬值基础。尽管海外宏观环境变化、市场波动剧烈，但人民币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双向波动常态化。同时，随着人民币对风险因素逐步消化，国内经济稳步恢复，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人民币走势前景偏乐观。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常冉认为，在调节人民币过度升贬值的问题上，货币当局具备较充裕的管理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启动汇率中间价逆周期因子、调整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发行离岸央票、调节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