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地度过一生”，不仅是李泽厚晚年的自我断言，也是所有的晚年访谈中留给读者的印象。李泽厚喜欢独处，从来不过生日，每次回国还给自己定了一条“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尽管平时寡言少语，一旦涉及原则性观点，李泽厚却是寸步不让，即使好友也不留情面。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李泽厚早就做过一番彻底的思考。李泽厚说，自己的父母都在四十岁之前去世，能活到这个岁数觉得是种偶然。他还曾在家中摆放一个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晚年的李泽厚遵循着他所说的“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静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假使自己病重，也不报知亲朋好友，以免带来牵挂，“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10月11日，李
九十岁之际被问及人生感悟，李泽厚说了四个字：“至今未悟。”他最欣赏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境界，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李泽厚的这些所思所想，大量流露在马群林与李泽厚的对话之中。在李泽厚晚年的交往中，马群林是和他联系最为密切的人之一。即将出版的《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展现了李先生一生的学思之路，许多内容是马群林这些年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掌握的。
马群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李泽厚先生生前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序文中认为“是可以作为我的学术传记来阅看的”，并在最近几个月多次询问该书的出版进展。“原定10月底见书，如今书稿尚未付梓，哲人已逝，悲痛不已！”李泽厚在序言中写道：“我已年过九十，心脑俱衰，本该匿声，却来写序，而往事依稀，徒增怅惘，如今只欠呜呼，可伤也矣。”而李泽厚先生最后的心愿也提及，希望《人生小纪》能顺利出版。
经马群林先生授权，特此刊发《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的部分章节以作纪念。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下文经授权摘录自《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编撰，南京大学出版社，预计于12月正式出版。本文插图均由编撰者提供。
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了
马群林（以下简称“马”）：我感觉您的心态很好、很年轻。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我已经老了，做不了很多事了，现在看一会书眼睛都疼，总之是绝对不行了。
马：眼睛老花？
李：是青光眼和黄斑裂孔，分别在左右眼，两个眼睛都不行了。看书坚持不
到半小时。
马：但还是很有神采。
李：我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不错，头发比较黑，面貌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眼睛已经失神了。
马：在美国还看什么书吗?
李：现在的书和报纸都看得很少。这个干一点，那个干一点，加起来的事情就多了。
马：写作用电脑？
李：还是用手写，电脑就是看看一些新闻、信件。
马：也使用微信？
李：我过去一直没有手机，近几年才用，也学会了用微信，很便捷，现在与外界联系、通话，也多用它。
马：与您通话，感觉您声音还很清亮，精神很好，思维敏捷，反应也很快，完全不像近九旬老人。
李：不行了，现在自己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除记忆力外，其他还好，还能写和讲，还可以在口头辩论中打败一些年轻学人，我跟人家辩论都赢了，很高兴，我抓住他的弱点拼命进攻，哈哈……
马：现在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如何？大家很关心。
李：我是自由之身，自己打出天下，无求于人，非常独立。我很满意。我经济上安排得很好，钱用不完，根本不依赖孩子，精神也非常好。我从美国回来，坐商务舱，自己掏钱。我还买了一些基金投资。
现在身体是每况愈下。我的心脏在美国做过插管的冠状动脉造影。有问题，但不严重。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医生都没有查出来，诊断不出来到底什么毛病，是心脏胸闷，相当典型的闷，而且发展到背部，只要运动量大一点，上楼，再拿点东西肯定就不行了。有的时候很奇怪，散步走快点时间长点肯定心脏有反映，有时候坐着不动它也有反映。我现在有几个病都搞不清楚。每晚必服安眠药，愈来愈多。整天是昏昏沉沉的，但脾胃也还可以，但其他方面已不行了，近两年尤甚。
马：平常怎么锻炼身体？
李：就是散步。现在越来越不行了，老了，这是实践证明的，原来我能走的距离和我前三年、五年距离明显缩短了很多。步子很慢，所以有的朋友笑我，你这等于没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越来越不想走，腿没劲了，最近已停止了散步。
最多是一个“狷者”
马：您家离刘再复先生家远吗？
李：很近，走路就几分钟，可以常常见面。
马：刘再复先生有一段话：“历史把我们抛到一起，抛到落基山下的一个叫做博尔德
李：我一辈子就只跟书本打交道。
马：刘再复先生还谈到您的性格：“李泽厚是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极善于思考却极不善于交往的人，一个内心极为丰富但表达时却近乎‘刚毅木讷’的人，一个只会讨论问题而不会聊天
李：说我“性格特异”的，已有好多人了。是好是坏，我也不清楚。
马：想起曾看过的一张照片，您怀抱两个酒瓶子，其中一个是茅台酒瓶，手里还高举一个不知是酒瓶还是酒杯的东西，人喝得有点歪。自题“小酒鬼一个”。哈哈……，我发现您这一代学人中，能喝酒的真不少。您的酒量不小吧？
李：现在不敢说了。年轻时一斤酒根本不在话下。那时我喝酒经常是一个人。有一次在北海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的。没醉，微醺，感觉飘飘然，那心情非常愉快。北海那时十点才静园。很晚了，我就睡在那个栏杆的外面，我现在印象很深，有个老头就走过来，他怕我自杀，规劝了很多。（笑）我极少醉，连灌都很困难，我倒灌醉过很多人。
八十年代初，在夏威夷“朱熹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与傅伟勋一见如故，痛饮畅叙，弄到过半夜方休。第二天我昏昏然走上讲台，他却根本没与会，睡大觉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是每聚必饮，每饮必醉或半醉。伟勋酒量并不大，却特别喜欢闹酒，尤其人多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闹。还有一次印象较深，1986年在北海仿膳，汤一介、庞朴、孙长江、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鲁军等人参加，我与孙等几人互相用碗赌白酒，那种很烈的，一口干，痛饮畅叙，豪谈阔论。这次我喝得太多，醉醺醺地回家了。
马：哈哈，没想到您还有如此豪放的一面，真乃性情中人！刘再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一次开车去科罗拉多Grand Junction，您以一百多公里时速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四百余里，把其他人远远甩在后面。
李：我很高兴，在我这一辈的国内学人中，恐怕能开车能享受在高速公路奔驰的人大概不多。
马：有篇报道讲，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您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还讲一事，您有次回国小住，提出要去蹦极，让赵汀阳打电话去问，被对方堵回来了，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因为那时您已经70岁了。
李：我很喜欢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记得在密歇根，有一次，我随着音乐跳迪斯科，一阵子突然获得场内一片掌声，大概我的步子与音乐非常一致，入了迷，自己还加了些非常和谐的小步子，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境界。（笑）无论读书或写文章，我都非常重视单位时间内的效率，从不苦读苦写、苦思冥想。写不出干脆去玩，我常说玩得好就写得好。可惜我玩得并不好，所以写得也并不好。现在老了，不能玩了，也就不写了。因为写本身不是玩。至少我是如此，别人可能以写为玩。我不行，写文章毕竟还是苦事情。
马：赵士林教授讲，做学生时，他没少去您家蹭饭，有时还与您一起出去喝酒，喝醉了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回走。他说那时对您都是“直呼其名”。哈哈……，以现在标准衡量，这哪像师生关系啊，完全乱了“规矩”。
李：我不在乎这些小节。
马：看来您确实与众不同。您的同辈人周来祥先生说：“李泽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不大奉承人，不大巴结人，但也不苛求于人，不注意小事，与人相处友善而真诚。”何新先生说您：“平生为人不拘小节，乐于助人”，“知世而不世故，明察而不刻薄，好学深思，求智求仁。”
李：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常被人算计、欺负。
马：您讲过，自己是一个“狷者”。
李：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我尝自省，这一生也算温良恭俭，以让为先，兢兢业业，但直道而行；虽然缺点很多，但从不敢心存不良，惹是生非。只由于性格孤僻，不好交往，便得罪了不少人。而一辈子没权没势，从少到老，总被人无端欺侮，有时生一肚皮气也毫无办法。但由此反而索性横下心来，我行我素，既知人事难酬，玲珑不易，只好更加关起门来，自成一统，“遗世独立”，感叹“运交华盖欲何求”。
说也奇怪，我在理论和实际上一贯强调历史主义，但另方面，也许仍是受鲁迅的影响，我又非常注意人们的处世、为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一直非常尊敬、赞佩和更为亲近那些或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或铮铮风骨、见义勇为的人，尽管他们非常普通，既非才华盖世，又未显赫于时，可说是“名不称焉”吧，但他们比那些经营得巧名重一时的“俊杰”老翁，或左右逢源聪明圆滑的时髦青年，总要使我觉得可爱可信得多。中国古人有言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可惜这点点“伦理主义”在近几代（不能只指责青年一代，还有“俊杰”老翁）中国知识分子好些人中，似乎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被遗忘了。
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