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军事分析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近日向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一份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这份撰写于1966年的美军研究报告显示，在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战役开始后，美国军方高层曾考虑过对中国大陆发动“核打击”。这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遭遇美国的核讹诈了，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前，美国曾多次叫嚣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笼罩在蘑菇云阴影下的朝鲜战争
20世纪40年代末，正是美国空军“核轰炸万能”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时代。因此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刚爆发，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力主使用原子弹。1950年7月中旬，他在与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举行会谈时，建议用原子弹摧毁连接朝鲜半岛同中国东北和海参崴的桥梁与隧道。为威慑苏联，10架携带核炸弹的B-29轰炸机也在1950年7月底进驻关岛基地。
1950年10月，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美国的核威胁随即指向中国。11月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埃默森提交的备忘录建议，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需要美军付出惨重伤亡时，“可以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摧毁沈阳、鞍山、哈尔滨、抚顺、旅大等东北工业城市。但该备忘录也列举了制约使用原子弹的种种因素：中国土地广袤，工业不集中，投掷原子弹的“理想目标”很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会遭到世界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等。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第一二次战役让美军连吃败仗，气急败坏的麦克阿瑟鼓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要用35-50枚原子弹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和军事基地化为废墟。麦克阿瑟的疯狂主张在当时的美国军方中并不孤单。美国陆军部认为，志愿军参战后，“就军事角度而言，局势同7月相比更有利于使用原子武器”。他们建议开始准备向麦克阿瑟授权使用核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美国积极考虑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并表示将由战场指挥官“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
杜鲁门的表态被解读为“朝鲜战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获得授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原子弹了”，随即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
尽管几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已经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的各大报纸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并对事先未与盟国协商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这些国家认为，一旦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苏联必然进行核报复，距离苏联更近的欧洲显然难逃厄运。欧洲媒体批评称，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我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渊”。
反应最激烈的是英国首相艾德礼，他先是与法国方面一致表态“应当阻止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随后又亲自于12月4日赶赴华盛顿同杜鲁门举行会晤。英国的担心并不奇怪，自从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英国就非常担心驻有美国B-29轰炸机的英国本土将成为苏联核攻击的目标。
迫于外界压力，杜鲁门被迫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国核打击的准备。1951年4月6日，杜鲁门同意向美国空军移交9枚核弹头，并向冲绳基地进驻携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1951年9月-10月，美空军得到杜鲁门的批准后，还在朝鲜半岛举行了代号“哈德逊港行动”的模拟核打击训练，目标同样指向中国。
1953年1月，面对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艾森豪威尔刚接任美国总统就在其主持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杜鲁门时代，美军考虑用原子弹对中国大陆发动战略打击，艾森豪威尔则主张首先以战术原子弹取得局部地区的优势，进而夺取整个战场和谈判桌上的主动。
在1953年2月11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要求用原子弹“消灭围绕开城的中朝军队”。艾森豪威尔表示“原则上同意”。但阻碍美军在朝鲜投放原子弹的并非是美军良心发现，而是他们的试验表明“如果获得坑道的良好保护，即便是非常靠近原子弹爆炸地点的部队也不会受到太大损害，而中朝军队已在150英里长的战线上挖好密密麻麻的坑道”，因此即便投放战术原子弹，杀伤效果也不会太好。另一方面，美军也担心一旦在朝鲜战场上投放原子弹，集中在釜山、仁川等多地的美军也可能成为苏联核报复的对象。
因此从1953年春天起，美国开始把原子弹运往冲绳的美军基地，为扩大战争、轰炸中国做准备，但如何使用的问题仍未解决。艾森豪威尔在3月3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承认，朝鲜半岛适合使用战术原子弹的目标不多。再加上对苏联核报复的担心以及中朝军队对可能的核打击已做好准备，美军最终放弃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打算。
金门炮战，美在台部署核导弹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把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拉入“反共防御体系”，并于1954年签署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警告说，如果解放军迫使台湾撤出金门和马祖，“将对台湾和亚洲其他地方带来防御灾难”，为帮助台湾守住这些岛屿，“美国考虑对解放军使用核武器”。作为对中国大陆的实际威慑，美国在关岛基地部署了装备核弹的B-36轰炸机。
1958年8月，金门炮战打响。美国空军随即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提议，“如果解放军封锁台湾海峡，美国空军应对中国发动核空袭”。根据2008年解密的美空军档案《美战略空军的历史1958年1-6月》，当时美国空军提议对厦门机场发动核空袭。“驻关岛的5架B-47轰炸机已经待命，随时准备在厦门机场投下与日本广岛当量相当的原子弹”。同时日本情报则显示，当时部署在冲绳嘉手纳基地的美军部队也准备参与对中国大陆的核空袭。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特文宁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介绍了空军考虑的方案，并补充说“如果对厦门机场的空袭仍不足以迫使中国大陆解除封锁，可进一步对其他机场展开类似的核攻击行动”。
美国《纽约时报》5月22日披露的最新材料显示，当时美军策划的对中国大陆核打击行动还远不止于此。1958年8月25日，时任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劳伦斯·库特向美国政府要求核武器授权。他认为，如果局势升级，在美军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空军以常规武器“协防台湾离岛”的计划“缺乏胜算”。特文宁也表态支持，宣称“如果解放军真的发起大规模攻台行动，美军应首先对中国大陆空军基地发动核打击”，以阻止解放军实施“成功的空中封锁行动”，美军打击范围“最北可至上海”。特文宁承认，美军首先发动核打击“几乎必然导致涉及台湾的核报复，也可能危及美军驻扎的冲绳”，但若美国想要“保住台湾”，这是“必须要接受的后果”。
台湾《联合报》近日宣称，“全靠蒋介石的克制态度，劝说美军不要对大陆发动核攻击”，美军在金门炮战中才没有下狠手。但美方史料证明，蒋介石当时非常欢迎美军核打击力量进驻。美国中情局解密材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可能接受美战略轰炸机进驻的亚太盟友进行评估后认为，日本、菲律宾的反对浪潮都很大，只有台湾态度最为积极，甚至让美国担心“会不会因为台湾过于主动而惹火上身”。
金门炮战爆发时，美军在台湾已经部署有核武器。美国国防部1978年解密材料显示，可携带核弹头的美军“斗牛士”巡航导弹早在1957年就进驻台湾，当时美军在台南基地还修建了一座高度保密的核弹头专用储存仓库，据称藏有12枚核弹头。1958年5月，美军驻台“斗牛士”导弹进行秘密试射时，蒋介石故意让台媒大幅报道，“惹得不想高调的美方颇不高兴”。以该导弹约1000公里的射程判断，当时美军瞄准了福建、江西、浙江和广东一带的大陆军事目标。1962年，美军撤走“斗牛士”导弹，转而在台南空军基地部署携带核炸弹的F-100D和F-4C核攻击机，维持24小时警戒待命。直到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时，美国才承诺于次年将这些核武器撤出台湾。
密谋与苏联一起摧毁中国核设施
1960年底，美国中情局号称“完成了意义最为重大的使命之一”：终于确认中国核计划的存在。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频繁对中国西部展开偷窥行动，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等核设施，确认中国将在数年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对《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克罗克说，“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过时了，中国就要拥有原子弹。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共手中”。
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理，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五角大楼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摧毁中国核项目的方案，其中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1963年7月，美国特使哈里曼在莫斯科向苏联通报中国核武器进展，肯尼迪试图说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起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赫鲁晓夫不愿意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向中国动手，核空袭计划不了了之。
1963年9月，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密谋摧毁中国大陆核设施。他表示“台湾愿意空降300-500人的特种部队突袭大陆核基地，美国只需要提供运输机运送台湾特种部队即可”。但美军内部评估认为风险过大，这个计划也胎死腹中。
此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拟定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但考虑到普通空袭难以保证彻底摧毁核设施，利用核武器的选项再次摆上五角大楼桌面。1964年9月15日，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核试验已迫在眉睫，高层紧急会议最后认为：在中国试爆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10月，美国给台北的电报称，“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美国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缩了回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6年中国导弹与核弹头结合试验也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可信核威慑，大国对中国核讹诈的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