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30日，在联合国总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一句用中文说出的“谢谢”格外引人注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特意用这句中文向中国致谢，因为中国已全额缴纳2025年度会费，金额高达6.8573亿美元，成为联合国财政危机中为数不多的“全额缴费国”。
同一场发布会上，他也透露，截至10月底，联合国会员国拖欠的会费总额已达18.7亿美元，其中美国一国就拖欠了约15亿。作为第一大会费国，美国不仅长期欠费，还多次将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义务挂钩，甚至以“政府关门”为由推卸责任。对此，联合国明确回应：缴纳会费是国际法义务，与国内政治无关。
这一缴一欠之间，不只是数字的对比，更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角色认知。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分量，不仅看它有多大GDP、多少军力，更要看它是否愿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共同秩序承担代价。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从来不只是地理或经济概念，更是一种伦理承诺。这意味着，当系统面临危机时，不能只想着“我能得到什么”，而要问“我能贡献什么”。联合国会费制度的设计体现了这种逻辑——分摊比例以各国国民总收入为基础，每三年动态调整，并设有宽减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不至于负担过重。这套机制的核心理念很朴素：实力越强，责任越大。
中国会费比例从2000年的不足1%上升到如今的20.004%，成为第二大分摊国，正是这一机制的自然结果。这不是谁“赐予”的地位，而是经济实力在全球格局中变化的真实映照。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接受了这一责任，而且始终如一地履行。自2000年以来，中国从未拖欠过一分钱会费。与此同时，它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累计超过5万人次；在新冠疫情最严峻时刻，向12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领域，主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公共产品。
